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中国海洋大学的历史源头——私立青岛大学,是一个默默的存在。在汗牛充栋的高等教育史料中,其记述之寥寥无几,犹若在中国百多年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的舞台上未曾出现过。在当代的文化与历史语境里,对缺席在主流表达中的一些人和事常常会有“被遗忘”的叹息。私立青大的“失语”,则是在百年历史烟尘中被湮没者之一例,其原因透过重重迷雾,或可析出一二。近些年,青岛地方教育和文化学者通过相关档案文献的新发现,将消隐的私立青大逐渐托举出历史“地表”,为人们认识这所百年前创立的高等学府拂去了些微历史尘埃,是非常可贵的历史重现与表达,只是依旧有些美中不足之处。
私立青岛大学时期校门
1924年3月底,曾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短暂兼任过教育总长的高恩洪,在北方最大实力派军阀吴佩孚的力荐下出任胶澳商埠督办。到任后不久,接受青岛士绅应创办一所青岛的大学之建议,很快于5月下旬着手筹办,6月下旬开始招生,8月21日高恩洪被校董会推举为校长,9月中旬学校开学,10月2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段私立青大的创校历史,已经为世人所知。不过因长期以来文献的匮乏,现有述及私立青大的文章皆认为其于1928年5月停办。借参与编撰《中国海洋大学史》之机,笔者在遍觅文献过程中,尽管仍有不少信息缺失,但也得以窥见私立青大较为完整的办学历程,其历史轨迹也臻于清晰。本文就人们普遍对私立青大办学时间的认识之误给予辨正,以助对其作全面认识:私立青大的办学时间为1924年8月至1929年6月,且并非停办,而是并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青岛所设的国立青岛大学。
高恩洪
在搜寻档案资料时,笔者发现了一份私立青大学生成绩单,包括本科、预科、附中学生成绩。其中有1924年入学的工、商两科预科学生两年的成绩(罗荣桓、张沈川两年预科成绩全部在列),两科本科生从1926年9月到1929年6月三年的成绩;1925年入学的工、商、铁路管理科预科学生两年的预科成绩,以及三科本科学生从1927年9月至1929年6月的成绩。预科学生丁观海、附中学生郭永怀从1927年至1929年的成绩亦在此单中。
笔者还偶然从一位收藏家藏品中见到几期私立青大校刊——《青大旬刊》。此刊为学生所办,根据其所刊文章推断,旬刊创办于1927年11月5日。此刊在1929年5月31日出版至第29期。1929年4月15日,国民政府派员接收青岛,设立接收专员公署,4月20日将青岛定为特别市。5月21日的第28期校刊上就刊有私立青大学生在1929年5月给青岛接收专员陈中孚的信,力陈学校五年来勉力办学之成绩,希望能继续办理,建议将学校改为市立。信中还言及青岛市一年财政收入约二百万元,一所大学年经费不过二十万元,且学校多年来也靠青岛市政府拨款才维持至今,改为市立实是名实相副。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纪念会。在5月31日的第29期上,还刊登有一则学生会监执联席会选出四名同学参加青岛奉安大典演讲队的消息。
私立青大学生所办的《青大旬刊》
笔者还新发现一份私立青大校友创刊于1930年的刊物——《青大友声》,该刊第一期刊登了一篇校友回忆文章。文中记载:1929年6月23日私立青大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这是一次正式宣布学校“结束”的会议,当时会场充满了悲伤与幽恨交织的情绪。会议结束后师生们最后一次合影留念。6月24日至28日,私立青大举行了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此文所叙与学生成绩单截止于1929年6月,作了相互印证。
以上种种,足见私立青岛大学1929年6月依旧在正常办学。说私立青大停办于1928年5月,显然是不实的,是对这所学校在艰难图存中努力维持弦歌的忽视,也是对青岛和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完整性上的认知不足。
直到1929年,私立青大依旧在向青岛市争取办学经费,时年5月的报刊还有学校增设学科扩大招生计划的报道。私立青大是在督办高恩洪的强力整合下创立,经费来源也因督办之“强力”而得以确定。但在筹办时定下的日常费由督办公署、胶济铁路和本地绅商共同担负的方式,现有不多的文献显示,这些款项并不能妥善到位,特别是青岛绅商的捐助目前尚未见到能否按时给与的证据。学校开学不足两个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败北,高恩洪也结束了他的胶澳商埠督办职务和私立青大校长的使命。接任督办以青岛财政困难为借口,将胶澳商埠所担负的学校经费压缩了九成,并一再拖延有时甚至还减半拨付,学校办学陷入极其艰难境地。后来校董会和继任校长宋传典争取到青岛市和山东省的一些临时补助费。五年中,私立青大基本就依靠省、市政府的微薄补助在风雨飘摇中尽心维持校务。
从现有的学校就申请补助费一事与青岛市、山东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往来函件可知,从1924年12月开始直到1929年4月,学校就不断向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后改为胶澳商埠局)催拨款项(其间奉系所派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到任后,给学校增加了些许临时补助费)。已经身处上海的宋传典,在1929年1月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总办赵琪,请求给学校再增加临时费,且希望将临时补助变为经常费,赵仅答应增加临时费。1929年5月初,青岛市接收专员陈中孚通知停拨私立青大经费。从私立青大学生写给陈的信中,也可知青岛市拨付经费一直持续到1929年4月,所以学生才有“学校向来依赖青岛市拨款维持,希望改为市立”的请求。关于山东省款项,从1924年11月开始,学校申请到一笔每月的临时补助款;1926年11月校长宋传典出面,再次向省方申请到一笔省税项下临时补助费,按月给付,两笔补助一直到1928年5月停止。因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挺进山东,身为奉系的山东省省长张宗昌逃跑,他同意拨付私立青大的临时补助费自然不能兑现。私立青大校长宋传典厕身奉系,被国民革命军以“附逆”之名通缉,也于1928年5月逃往天津,进而远遁上海。现有关于私立青大于1928年5月停办的说法,应是根据宋之逃离而推断出的结论,是不实不确的。
当国民革命胜利的步伐进至山东时,南京国民政府就指令山东省教育厅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筹备工作迟迟无法开展,直到1929年5月中日就济南问题达成协议,日军撤出,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才开始提上日程。但很快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决定将这所大学改设青岛,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一切校舍、校产,在私立青大校址成立国立青岛大学。
国立青岛大学时期校门
省立山大为省长张宗昌所创办,经费皆由山东省政府拨付。私立青大虽名为“私立”,但实际上经费是由青岛市、胶济铁路拨付,后来又得到山东省的补助。两校经费皆由政府拨予,这给之后被接收埋下了伏笔。1928年5月拟设立国立山东大学时,国民政府就指令山东省教育厅接收前省立山大校舍、校产,因其是“伪产”。1929年6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国民政府第26次会议上提出改设国立山东大学为国立青岛大学时,对接收私立青大校产、校舍有两条重要理由:一是该校为张宗昌逆党前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所办;二是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鲁省款及青岛市款补助。由是,私立青大作为“逆党伪产”而被接收。
国立青大在筹备时期,对省立山大、私立青大的学生就学问题制定了处理办法,即预科生转入山东省内各高中插班;本科生按照原有学系,接受转学试验和编级考试后转入国立青大;国立青大没有设置的学科,学生如愿转入指定的其他大学,经过考试及格者,学校可开具转学证明,并给予津贴。因国立青大未按原定计划实现1929年10月开学,原有学生基本都由学校开具修业证明转学他校。这一点客观上也造成人们对私立青大与国立青大之间关系的“断裂感”认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国立青大并非与私立青大截然分离。在法理上私立青大其名虽被取消,但其实则是并入国立青大。在私立青大校友不多的文字中,述及母校也是并入新大学,而非被撤销或停办。
1929年6月23日,私立青大师生在校园最后一次合影留念
私立青大并非结束于山东境内天灾匪患不断的1928年,也非停办于奉系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号角声中逃跑的1928年5月,而是在1929年4月青岛治权归属国民政府后,在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所作的规划下,于1929年6月发生的一次命运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使然。停办与并入,虽两字之差,但对这所齐鲁大地上第一所中国人自主办理的现代大学来说,却是截然不同的认识。说“1929年6月被并入新大学”,才是对私立青大在乱世中图存的坚韧,在遭受列强侵占二十多年屈辱的青岛根植中华文化的努力,所应持的尊重和敬意。
文章作者:王淑芳
文章来源:第225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4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