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柱：《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一．基本内容
始于2012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态势表现出短暂的缺乏持续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恐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比2010年翻一番……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战略要求。未来要兼顾实现“稳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三重战略目标，意味着在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框架内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经济增长效率水平与提升条件，更多地依靠效率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大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由于在前沿技术创新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往往会通过改进生产效率、提升规模报酬收益率等途径来缩小其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欠发达地区存在的“效率追赶”是部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缩小与国民经济增长效率得以整体提升的重要原因。与国土面积较大的发达国家相似，中国既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表现出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不平衡态势。
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由非均衡态势向相对均衡态势的转变过程中，探讨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稳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引领，依托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框架，旨在实现三个研究目标：（1）界定经济增长效率概念，选择经济增长效率最佳度量指标；（2）划分中国经济增长的高、中、低效率区，预测中国区域经济增效率格局未来近、中、长期内的可能变化趋势；（3）厘清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途径，进而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能力建设提供理论与辅助决策支撑。具体内容包含有相关概念界定、测算方法优选、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判定与驱动因素甄别、格局变化趋势预测等基础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统筹四项划分原则划定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优先提升区、重点提升区、一般提升区，提出促进各类型区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能力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响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主要观点
1.中国存在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其构成的不平衡问题
1980年至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至第三阶段（1999—2013年），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平均水平呈现依次递减格局，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贡献最大。前沿技术进步率是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贡献最大的主导性力量，生产效率的增长是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二大正向增长来源，但是，各省份规模报酬收益率大多为负值，为负数的规模报酬收益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抵消生产效率增长所带来的正向贡献。
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距与格局发生过阶段性变迁现象
第一、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变动存在空间与效率构成差距二重成因。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差距表现为“先降低、后增大”变动态势，原因在于：自2005年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的快速提升才拉大了其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变动特征则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现状主要形成于21世纪初期。
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的空间差距及其变动幅度高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相应变化水平。从空间分解的成因来看，全国28省份之间经济增长效率差距主要来源于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总和贡献，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在绝大多数时期内要远大于区域间差距。
前沿技术进步率、规模报酬收益率、生产效率变化率对区域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贡献要大于对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贡献水平，并按贡献水平从大到小依次成为影响区域间与区域内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三项效率构成对区域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贡献与其对全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差距的贡献呈现出相似格局，这一特征与空间成因相吻合。
第二、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存在阶段性交替变迁过程。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变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阶段变迁引致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在第一阶段（1980—1991年），高、中、低效率区分别为西部、东部与东北、中部，向东部地区倾斜、效率优先的区域政策促进了对东部地区投资增长，但是，此阶段内东部地区高投入与高增长现象的“效率优先”只是表现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快速增大，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效率水平快速提高，相反，东部地区的粗放式快速增长却导致其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相对西部地区而言偏低；至第三阶段（1999—2013年），东部地区由于持续发展引致前沿技术进步率提升而成为经济增长效率水平最高的地区，西部地区降至与中部地区同属中等效率区，东北地区则因为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等原因由中等效率区降为低效率区。
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格局交互更替的频率与变迁程度更大。在第一阶段（1980—1991年），经历“三线”建设等具有较好的重工业基础、农业种植业比较发达的多数省份处于经济增长高效率区，农产品种类单一、工业基础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的地区或省份经济增长效率水平偏低；进入第二阶段（1992—1998年），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力度相对较大与相对较小的省份经济增长效率平均水平最低，这表明改革开放力度大的省份投资增长率高，粗放型增长模式突出，改革开放力度相对较小的省份投资增长乏力、技术水平偏低，其粗放型增长模式也很突出，只有稳步推行改革开放战略才能够避免经济增长整体效率的过度损失；至第三阶段（1999—2013年），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更替更多地由于各省份经济持续增长累积并维持了不同的增长优势与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高的省份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相对更高。
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未来态势将趋于稳定
2005年以前，西部地区虽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效率，这可能源于对其投资不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反向作用所致，但是，根据2006—2013年以及对区域经济增长效率近、中、长期的未来变化趋势预测结果来看，区域间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将趋于稳定：东部、西部与中部、东北地区分属经济增长的高、中、低效率区。
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在经历阶段性变迁之后也存在趋于稳定的可能态势，由于区域内省际间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动力和发展条件差异仍然较大，其差异改变的可能性相比区域间有关驱动因素的波动性或改变的可能性更大，会导致区域内省际经济增长效率格局未来的稳定性要弱于区域间。
4.各驱动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变化的贡献与作用途径不同
按贡献从大到小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变化的正向因素依次是技术创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的贡献远高于其它4个因素。就其作用途径而言，技术创新和异质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生产效率变化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市场化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途径，人力资本积累与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来提升经济增长效率。
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变化的负向或拖累因素按拖累程度大小依次是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力度、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这些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总体上表现为具有拖累作用，可能因为在这些领域存在发展水平、运行质量与效率较低以及地区差异较大等综合问题所致。与理论预期部分契合，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能够提升前沿技术进步率，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政策实施能够提高规模报酬收益率。
5.应划分经济增长效率优先提升区、重点提升区和一般提升区
坚持参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区内一致与地理临近、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相近，着重考虑协同实现至2020年相比2010年“产值翻一番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双重目标（同时考虑产值占比和效率提升两项任务）等原则，以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效率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划定经济增长效率的优先提升区、重点提升区和一般提升区：
在区域间层面，将东部、中部与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划定为经济增长效率的优先提升区、重点提升区、一般提升区。在东部地区内，将江苏省、广东省和山东省确定为经济增长效率优先提升区，河北、浙江、福建省和上海市、北京市确定为重点提升区，天津市列为一般提升区。在中部地区内，将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北省列为经济增长效率优先提升区，湖南省、江西省确定为重点提升区，山西省列为一般提升区。在西部地区内，将四川省与重庆市确定为经济增长效率优先提升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新疆自治区确定为重点提升区，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确定为一般提升区。在东北地区内，将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划定为经济增长效率优先提升区、重点提升区和一般提升区。
三．成果创新之处
1.重新界定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概念
与以往有关研究运用生产效率、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经济增长效率的处理方式不同，项目研究将经济增长效率界定为单位时间内单位投入增长所对应的产出增长水平，反映了既定要素投入增长水平下总产出的边际增长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其最佳度量指标。从实践层面也能看出重新界定经济增长效率概念的精要所在：北京市、上海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效率水平很高，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低于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这导致北京市、上海市经济增长效率水平要低于后三个省份，再如辽宁省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黑龙江省，但是，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要高于辽宁省，导致后者经济增长效率水平要低于前者。
2.创新性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1979—1991年向东部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992—1998年重视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1999年以来包括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内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等三个阶段（魏后凯，2008）。基于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其内部两个空间尺度和1978—1991年、1992—1998年、1999—2013年三个阶段，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及其未来的变化趋势，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变迁过程大致相符，并与现行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导向相衔接，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
3.厘清了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以往有关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项目研究基于中、宏观视角统筹选择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异质性性企业集聚程度、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力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十项驱动因素指数作为解释变量，首次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对比分析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格局的正向驱动因素与拖累因素的贡献水平及作用途径。
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企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是其正向驱动因素，技术创新和异质性企业集聚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生产效率变化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市场化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途径，人力资本积累与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来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力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却表现为拖累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能够提升前沿技术进步率，基础设施发展与区域经济政策实施能够提高规模报酬收益率，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
4.首次构建异质性企业集聚程度指数
验证了异质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对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的作用方向与途径、贡献水平。与企业异质性表示企业各方面的差异性不同，异质性企业由于Meilitz（2003）首次将其用以表示生产率或效率较高的企业而得以惯例形式传承下来，所以，异质性企业集聚泛指生产率较高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异质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指数的构建可以将其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度量指标所反映的一般性经济要素与生产集聚之间的相关性予以剥离，着重反映或聚焦异质性企业的集聚现象。研究表明：异质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水平为6.44%，对生产效率增长率的贡献水平为3.32%，对规模报酬收益率的贡献水平为1.34%，对前沿技术进步率的贡献水平为0.12%。
四．作者简介
李福柱，山东青岛人，（区域）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2003年（时年35岁）从大地测量专业背景开始基于经济学范式专研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2006年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近14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理论经济）项目2项、省部级纵向课题4项，在《经济学家》《经济地理》《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等CSSCI期刊发表20余篇论文，出版专著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