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照：《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一种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周易>思想研究》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视域
从当代中国到当今世界，都正处于重构新的合理而适宜的价值规范体系的“新轴心时代”；而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价值规范体系的构建，又总是以某种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建构为前提和基础。对此，“轴心期”（Axial Period，又译“轴心时代”）理论的提出者雅斯贝尔斯提示我们：复归和回顾历史上的轴心期的思想创造，将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可能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中，曾经见证并参与中国古代轴心期哲学形而上学建构以及相应的价值规范体系建构，并为后世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发展持续提供不竭动力的经典著作，毋庸置疑首推《周易》一书。
《周易》最初只是古人用于占卜以推测吉凶的众多“卜筮之书”中的一种，然而后来经过后世学者们的实践应用和思想诠释，尤其是以《易传》作者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在融汇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周易》古经的研究诠释建构起了一整套哲学形而上学体系（本书将其概括为“易道形而上学”），《周易》一跃而升为“六经之原”、“群经之首”，围绕《周易》的研究诠释所形成的“易道形而上学”也构成了后来两千多年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所在。所以，关于“新轴心时代”哲学形而上学及其价值规范体系的重建之思，在此便进一步落实和表达为“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究。
又，“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内容与“何以可能”的发问方式，使我们的探究与康德在其理论哲学中以“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为核心问题的沉思获得了相关性与可比性。
二．研究方式与学术价值
与传统易学研究中注重文献考证，依靠章句注疏的研究方式不同，本书乃是在一种比较哲学的视域下，以“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作为基本问题，以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之思（即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性考察，来为科学形而上学的建立奠定基础）为参照，通过对《周易》独特的文献构成、文本性质，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思想观念的考察研究，探讨了“易道形而上学”建构得以可能的根据，从而既为《周易》从“卜筮之书”到“群经之首”的衍化提供了某种有效的解释，也为当代中国哲学形上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参考，彰显了《周易》经典所蕴含的可能的当代价值。
三．全书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书的主体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从文本的层面对《周易》的文献构成和文本性质的历史衍化及其与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社会与思想文化大转型之间的关系的考察。通过考察，本书指出：一、《周易》文本的历史衍化所经历的时间恰好与中国古代轴心期大转型所经历的时间相对应，即都是从殷周之际经春秋战国直至汉初约八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二、由于《周易》最初是为卜筮预测吉凶之用而作，所以，对《周易》思想的研究以及“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之问题的思考便应当从卜筮的角度切入和展开。
第二部分（第二章），专从卜筮的角度，通过对《周易》筮占与“龟卜”等其他卜筮形式的比较从而彰显“易筮”中的理性成分。“易筮”的理性成分，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主要体现为以“数”为占的特点，后者乃是根源于作《易》者以“数”而“观”作为整体的宇宙或世界之存在的“天象”的思想活动。
第三部分（第三章）主要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系统之历史起源与形上根源的讨论，指出《周易》卦爻象同时兼具抽象性与具象性的双重品格，并将这双重品格概括为“象-数统一”的特点。与此双重品格相应，《周易》卦爻象一方面能够展开为一种形式化的推演，另一方面又始终不离于具体事物的存在。
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对《周易》卦爻辞系统的讨论，从而展现殷周之际思想观念的转向。通过讨论，本书指出：一、《周易》卦爻辞与卦爻象系统有其共同的形上根源，即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普遍之“观”；二、《周易》卦爻辞与卦爻象系统之间具有相当的对应性；三、从内容上来说，《周易》卦爻辞可分为“象辞”与“占辞”两个部分：“象辞”主要由大量的殷周歌谣和少量的殷周史记组成，其中的殷周歌谣记述了中国上古先民在其生产生活中的各种源始经验，蕴含着古人对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各种观察和认识，而殷周史记则记载了殷周之际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故事；“占辞”则涉及大量的表示吉凶休咎的断语和少量体现古人对世界变化规律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经验的生活格言，以及许多关于占筮的前提性观念的“有孚”，即诚信。
第五部分（第五章）主要是以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之思考作为参照对作为整体的《周易》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对“易道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讨论。根据康德对“纯粹理性”所作的批判性的考察，使“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根源或条件主要有三个，即：一是感性直观提供感觉经验以为知性思维提供知觉材料，二是知性思维提供知性范畴以规范整理杂多的感性材料，三是先验想像力提供先验的图型，即时间使得感性材料和知性范畴之间不仅具有一种源始的本质统一性，而且还进一步使得二者的综合统一得以先天必然地发生。在《周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三个部分，即《周易》筮占、《周易》卦爻象和《周易》卦爻辞：卦爻辞中的“象辞”部分所蕴涵的源始生活经验大约相当于康德的通过感性直观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由“- -”与“—”两个符号所组成的卦爻象系统大约相当于康德的由知性思维所提供的知性概念或范畴，后者的作用就是在于整理和规范感性直观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在《周易》筮占过程中，对卦爻象和与之相应的卦爻辞的解释活动则大约相当于康德所谓“先验想像力”所提供的先验图型。易道形而上学的建构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在《周易》中不仅有抽象性的卦象推演，而且也有各种具体而现实的生活经验，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借助于想像力所进行的筮占的解释为抽象的卦象推演和具体现实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结合与统一构筑了桥梁。
四．附录部分的内容简介
本书除了前述五个主体部分外，还有作者另外三篇与易学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作为附录。
附录一《从“是什么”到“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及其基本问题》专门就“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种发问方式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与基本问题作出讨论。通过讨论指出，任何发问和探究都包含着“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是作为存在论的一般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前者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之问，后者则是形而上学的“实存”之问，二者统一于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追问与思考之中。同时，“是什么？”的发问和思考奠基于“何以可能？”的发问与思考，这种奠基关系在形而上学的探究中就体现为“实存”之问比“本质”之问具有一种优先或基础性的意义。这也是对本书关于“易道形而上学”的讨论为什么从“何以可能”的发问切入的回答。
附录二《<周易·乾卦>卦名新解》乃是从传世今本《周易》以《乾卦》为首卦，并以“乾”字作为卦名应当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层哲学理据的前提性认识出发，通过对《周易·乾卦》这一个案的全面考察，从而既对易道形而上学建构得以可能的根源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作为卦名的“乾”字作出了某种新的诠解。《周易·乾卦》从卦象到卦爻辞，完整地表达和呈现了古人对世界的原初领会及其生存的崇高理想，即：“纯阳”之象表达了人们对永恒光明的追求以及对万物得以存在之终极根源的理解，“群龙”之歌则表达了一种万物变化自生的观念和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两者共同源出于一种本源之“观”。凡此种种，构成了卦名之“乾”的基本内涵。
附录三《求真与招魂：史学视域中的“易学三期说”与“德性天人观”——钱穆的易学思想》是对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先生的易学思想的考察。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钱穆对于《周易》这部重要经典以及围绕《周易》研究诠释而形成的易学传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关注，并把传承并发展易学这个内在且核心的精神传统，作为思考如何延续和复兴中国文化生命的必要前提和题中之义。作为历史学家，钱穆（与其他现代新儒家学者不同）主要侧重于从史学（而非哲学）的视域和进路，运用疑古剥皮法对《周易》的卦爻象系统、卦爻辞部分及“十翼”（即《易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他的“易学三期说”思想：卦爻象是一种古代文字，并与“数”有着内在统一性，为先秦易学第一期；卦爻辞最初为卜筮之辞，后被编纂成书与周人代殷而立有关，为先秦易学第二期；《易传》十篇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晚期至秦汉间新儒家学者在融汇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构而成的一部内含“德性天人观”（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易道形而上学”）的哲学著作，为先秦易学第三期。在此三期中，钱穆还着重对《易传》的“德性天人观”哲学作了更为深入对研究，不仅厘清了整个先秦哲学天人观的衍化发展过程，而且阐明了由《易传》所奠定的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与“崇德广业”的思想特质，并依此提出了他对未来如何吸纳西方现代科学以延续和复兴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展望。
从“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发问来看，如果说本书的主体部分和附录二主要回答了“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那么，附录三中结合钱穆易学研究所展开的对《易传》“德性天人观”哲学思想的探讨则是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易道形而上学是什么”的问题。
五．作者简介
杨生照，男，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互融视域下的儒学现代重构研究。曾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项目多项；在《哲学门》《齐鲁学刊》《鹅湖》等海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个别论文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儒学年鉴》等转载；出版著作1部：《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一种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周易>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