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服务政府制定政策，增强政策影响力，一直是学者努力的方向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如何评估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影响力或政策价值，仍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难题。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影响力评估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邀请我院吴宾教授、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政府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院荣誉教授梅瑞狄斯·爱德华兹（Meredith Edwards）、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管理系荣誉教授帕特里克·邓利维 （Patrick Dunleavy）分享了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于2022年4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文报）国际资讯版头条和5月12日（英文报）头版头条出版。

受访中，吴宾教授指出，在政策体系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与政府政策的制定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证据，推动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预判政策走向，推演政策变革脉络，纠正政策的偏差误区；另一方面，政府各种政策的执行又可以成为学术导向，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关联性并非是从研究到政策或从政策到研究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应是非线性的、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甚至是反复作用下配合进行的。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系统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运用理论以及二者的作用机制，彰显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对改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提升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吴宾教授介绍，政策信息学是对政策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对政策过程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的综合性研究领域，集成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过程信息分析特点和文献情报领域的政策信息量化研究特点等。政策信息学的核心是针对政策全生命周期信息的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研究，多源数据、技术方法和应用场景是其三大支柱。政策信息学不仅可以科学合理地运用相关工具和方法将政策文献量化，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证据，还能利用文献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文本计算法、可视化方法来评价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

最后，关于如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生产的知识更有效地向政策转化，吴宾建议，一方面，要在学术共同体层面上，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推动学术机构的合理分工，扩大参与政策的渠道；另一方面，要在政府或社会层面，建构开放型政策行为结构，推进新型特色智库建设。此外，还应建构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间的主体间性关系，推动循证政策的发展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