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淘洗、检验，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内在精神，并内化为每个人的心性自觉，进而又外在于每个人的日常行动和言语之中，贯穿于每个人生命历程的始终。也正因为如此，以传录人物生平行事为主要任务的传记，就必然要在人物传写中呈现并突显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君子及其核心内涵的君子人格就属于这样一种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在中国古代传记的人物传写中，君子形象的塑造就成为一种自觉追求。以纪传体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正史列传自不待言，杂传也是如此。杂传人物形象塑造聚焦君子，初兴、初盛时期的汉魏六朝杂传开其端并形成共识，对君子形象，乃至君子文化的建构有着重要影响。
塑造君子：汉魏六朝杂传的时代共识
杂传是指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的人物传记。杂传在汉魏六朝时期兴起并实现了初次繁荣。汉魏六朝杂传传录人物，君子形象的塑造是普遍追求和主要目的，这突出地体现在“以类相从”的类传如孝子传、高士传、列士传、先贤传、耆旧传等的大量出现。以孝子传为例，自刘向作《孝子传》，汉魏六朝时期先后有虞槃佐、王韶之、萧广济、师觉授、周景式、郑缉之、宋躬、徐广《孝子传》和陶渊明《五孝传》、梁元帝萧绎《孝德传》以及佚名《孝子传略》《孝友传》《杂孝子传》等。至于各地撰作、有“郡国之书”之称的先贤传、耆旧传更是一时并作，几乎郡有其书。《隋书·经籍志》的杂传类序就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些类传，往往以君子某一突出的共性人格侧面为主，从而突显出具有某一方面突出人格的君子形象。比如孔子认为“君子”最核心的品德之一就是“孝悌”，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大量的《孝子传》正是聚焦“孝悌”，传写孝子们的孝事，从而塑造出一群有着“孝悌”品格的君子群像。
“以类相从”的类传如此，作为“单篇个人传记”的散传，虽不能如类传以传名体现其人物塑造的价值追求，但这些散传传录人物的基本取向，也多以君子形象的塑造为旨归。比如单篇散传也经常传录孝事，表现传主的孝悌品格。三国时佚名《孟宗别传》即云孟宗“事母至孝”。与类传不同，单篇散传往往从多侧面突显人物的君子形象。《孟宗别传》不仅表现孟宗的“至孝”，也写其为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时之生子者，多以孟为名”，表现其为政有德，深得百姓爱戴；还写其“大会”时因饮酒吐麦饭事，表现其简朴清贫，从而多侧面突出孟宗“德行纯素”的君子形象。当然，汉魏六朝杂传也和正史列传一样，不仅塑造“善可为法”的君子形象，也塑造“恶可为戒”的“非君子”形象。如汉末佚名《董卓别传》《梁冀别传》，三国吴人《曹瞒传》等即是。
在杂传初兴的汉魏六朝时期，君子形象的塑造成为杂传人物形象塑造的普遍追求，这与汉魏六朝时期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有关，是时代需求在杂传中的回响。
君子人格：君子形象的价值理想
汉魏六朝杂传以塑造君子形象为目标，人物传写聚焦于对传主君子人格的突显。三国时佚名《邴原别传》就十分典型。邴原家贫早孤，以力学成名，仕不过郡主簿、司空东阁祭酒、五官中郎长史，但其人却以君子见称。《三国志·魏书·邴原传》引崔琰语云：“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正是对其君子人格的概括。《邴原别传》首先写其少年时勤苦好学，“嶷然有异”；写其青年时负笈远游，“金玉其行”，继而以不同的言行侧面来表现其君子人格。第一，写其为郡功曹主簿，孔融杀人而独不为说情，传中直接引用了邴原对君子言行一致的看法：“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也。”表现其对言行一致的态度和坚守。第二，写其在辽东时，其所居“邑落独无虎患”，得遗钱“拾以系树枝”，并引当地里老之谣“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突出邴原的“仁”与“廉”。第三，同郡刘攀参与“图夺太守公孙度”事，窘逼无助，邴原“匿之月余”，帮助其脱险而不受报，表现其“义”与“信”。第四，写其历经“十余年”，终得突破公孙度限制，返回故乡，表现其“智”与“勇”。第五，写其见魏武帝，“辞去，直去不顾”，表现其“礼”与“节”。第六，写其为五官长史，不参与太子关于君父问题的讨论，表现其“忠”与“孝”。传中还写及其在乡里“讲述礼乐，吟咏诗书”，表现其“礼”与“乐”。《邴原别传》也通过他人之口，突显邴原的君子形象，如公孙度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荀彧称之为“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且传中直叙云“高远清白，颐志淡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是当时君子的标准和榜样。
《邴原别传》对邴原君子人格的书写是全面的，而大多数汉魏六朝杂传塑造君子形象则往往择其主要，突显其君子人格的某一侧面；不仅关注忠孝、仁恕、信义、礼乐等主要方面，在君子的大关怀、大抱负的传写中突显君子人格，亦及于细微，在日常生活的“人间言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自然呈现君子的人格魅力。如《郭翻别传》传郭翻，记安西将军庾翼前来访问，“以其舟小狭，引就大船”，郭翻拒绝，“翼俯入其小舟，终日而后去”，表现其不谀奉权贵的君子人格。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剧烈变动中，杂传对君子与君子人格的彰显与呼唤，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们价值理想的表达，包含了士人群体乃至普通民众对建构良好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思考和期待。
君子之教：君子形象塑造的寓教指向
汉魏六朝杂传塑造君子形象、在君子形象塑造中突显君子人格，达到“英伟之士向焉”、“儒雅之士集焉”的效果，引导人们以君子为楷模、以君子人格为目标修身养性，并最终成为君子。因而，汉魏六朝杂传塑造君子形象，也具有寓教指向，其重要目的乃在于教化民众，引领社会人伦的向善与向上。汉魏六朝杂传就多载君子以身作则的教化实例。如《陈寔别传》载陈寔察觉有盗贼入室，他并没有揭露或呼人捉拿，而是通过“呼命子孙，正色训之”，间接劝导盗者，使得“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首归罪”，陈寔这时才直接诲训盗者“克己反善”。陈寔劝引盗者的方式十分得体和有效，而且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此盗者改过自新，且“自是县无复盗窃”，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整体转变。
君子是人伦典范，君子的言传身教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汉末名士郭泰（字林宗）对乡人贾淑的劝导，颇具代表性。《郭泰别传》云贾淑“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郭泰丁母忧，允许贾淑来吊，巨鹿孙威直怪郭泰“受恶人吊”，“不进而去”。郭泰追谢，云：“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可见，郭泰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导贾淑改过向善，不仅承认与贾淑同乡，也承认和贾淑是朋友，而不是把他视为“恶人”，排除在自己的朋友圈外。贾淑听闻此事，理解了郭泰的良苦用心，“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不难看出，郭泰自觉承担起了引导贾淑向善的责任，如何引导贾淑改过，他必然思之已久。
在孔子的论说和言教中，君子是一种理想和目标，传记则通过对人物生平经历的记叙呈现现实中活生生的君子。杂传主要是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间言动”来呈现，因而，塑造的君子形象多鲜活、生动，成为人们“身边”具体可感、有血有肉的君子，在君子从抽象到具象、君子人格从理想到践行的转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塑造君子是杂传对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代的回应，君子与君子人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普遍表达的价值理想，在时代变迁之后，隋唐以降的历代杂传却并没有抛弃这一理想，而是将其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杂传的特殊传统。君子形象也成为中国古代杂传承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标识，就此而言，杂传是君子与君子文化重要的建构者和传承者。
（作者：熊明，系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闻链接：【光明日报】杂传与君子形象建构（3月25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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