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的三尺讲台

　　一年前，在云南省文华中学的一间教室里，一群年轻的心经历过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

　　“叮——”下课铃声响起，张朋朋（2015级药学硕士）用指尖紧紧捏住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个字，转过身来。教室里异常安静，孩子们端坐在座位上，眼中闪烁着泪光。那个平时最调皮的男孩走到讲台前，双手小心翼翼地将一件衬衫交到张朋朋手中，衬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件衬衫上有我们每个人想对您说的话。”

　　自2002年，中国海洋大学向云南、贵州、西藏等地输送研究生支教团，如今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每一届前往西部支教的保送生们，无不带着爱心与激情而去，带着感动与成长而归。

向着远方奔跑

　　是否听过这样一段话——“你写PPT时，阿拉斯加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见的人。”远方的景、远方的人、远方的故事，总有一种涤荡灵魂的力量。

　　“我在参加全国免费午餐公益行动时，对它的宣传语有很深刻的感受：二十岁的时候应该做一件八十岁想起来都会笑的事。”陈文蕾是2012级渔业科学与技术的毕业生，在对支教保研充分了解后，她向团委提交申请，凭借大学期间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志愿者经历，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提起支教地艰苦的环境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她笑着说：“歌里不是那样唱的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和陈文蕾一样，将要前往西部支教的李玉岩（2012级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对即将到来的支教生活充满期待：“我对西部有一种向往，我觉得人一辈子总要去西部走走，领略那些广袤的天地，了解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抛开周遭的一切烦扰，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里的人们。”

　　现在，张朋朋已经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回想起那段支教时光仿佛就在昨日。两年前的七月，他前往云南昆明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我们五六个人约在一起，从济南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火车去往云南。在路上，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玩笑打闹，窗外有从山东到云南十几个省份的不同风光，旅途虽然漫长，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与孤独。”在昆明，他们认识天南海北因为西部计划而相聚的年轻人。在云南海拔约2000米的高度，团队中一些女生出现高原反应，也有一些队员因为饮食习惯的不适应而水土不服。“我7月份到达云南，肠胃一直不好，经常上吐下泻，直到10、11月份才逐渐好转。”张朋朋说道。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每天夜晚的篮球场上总少不了他们的笑声。2011届 药学毕业生俞蕴嘉目前正在贵州支教，回想起最初的培训，心中升起无限感慨：“我们进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30多个人一间大宿舍，由教官来安排我们每日的行程。这种生活就像在大四毕业时重新经历大一的军训，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生命好像就是这样不停地轮回。”
 
　　一周培训结束，张朋朋一行六人到达支教地大理，受到县级领导和教育局副局长的亲自迎接和热情款待。当时，天空下起毛毛细雨，经历千年历史沉淀的大理古城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云南大理是一个文化古城，虽然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迟缓，教育理念和教育质量相对落后，但身在其中，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地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从远处望去，在重重叠叠的青砖古瓦中，你立即就可以分辨出哪里是学校，因为那拥有当地最漂亮的建筑。“虽然之前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是真正体验到之后，心里还是有一点抵触的。当地政府的重视让我们非常感动，也让我们意识到肩负的责任，坚定要留下来做一点事的决心。”

贵州遵义支教队合影

走进彼此的心

    开学之后，教学工作真正开始。学校考虑到支教团的老师们刚刚大学毕业，资历较浅，因而安排他们负责生物等与专业相关的科目以及文体类课程，并兼任团委或总务处的工作，语数外等任务较重的科目仍由当地老师讲授。相比于出发之前所进行的培训，实际的教学工作中的摸爬滚打和与当地老师的交流学习中，他们的教学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但教学之初却并不是那么顺利。“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时的情形。仅仅45分钟的内容，备课却用了三四个小时，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紧张到手心里都是汗。看着孩子们单纯而渴望的目光，你不自觉地就会想要做得更好。”俞蕴嘉说道。

　　现在，俞蕴嘉在贵州的支教生活已经接近尾声，教学工作早已驾轻就熟，与孩子们的相处也越来越融洽，甚至“时常会有一些小女生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分享她们的小心事、小秘密”。“我所在的班上调皮的孩子比较多，我不想用一个老师的权威来逼迫孩子们乖乖听话，所以常常私下找他们谈心。其实孩子们很淳朴，你对他好，他是能够明白的。后来在课堂上，一旦又有人调皮了，我就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提醒他们遵守纪律，他们也都很配合我。”

　　由于支教团的老师比较年轻，和孩子们更能“玩”在一起，因而孩子们往往格外喜欢他们的课。每周二下午文华中学都会和其他学校一起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学校的一个传统。在赛场上，每一个人都肆无忌惮地挥洒着激情与汗水，在比赛的你来我往中，老师和孩子们的心中逐渐拥有了一种集体和家的感觉。“每次当孩子们知道下一节是我来上课时，他们就会就挤在教室门口欢呼。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说方言，我听不懂，但是他们脸上那种开心的笑容我还是能够明白的。每次我感到非常累或者想家的时候，只要一来到教室，所有的负能量就会全部消失。”张朋朋幸福地回忆道。

为孩子们上课

大山的子孙

　　起伏的山峦、绵绵的细雨、婉转的歌谣，云南大理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每一寸泥土都蕴含着古老的民族气息。云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每到民族节日，当地的老师和孩子就会邀请支教团的老师们共同庆祝，“他们非常热情，让人无法拒绝”，张朋朋笑着说道，“虽然我们不会他们的民族歌曲和舞蹈，但还是开心地和他们一起又唱又跳”，在节日的欢歌笑语里，支教团的年轻老师们在感受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拉近了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高耸的山峰、崎岖的山路，西部山区这些美丽的景致在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交通的不便，当地人大多发展农业，很多年轻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中，导致留守儿童现象较为普遍。“我们在家庭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都是独自呆在家中，或者和年迈的老人一起生活。目前他们年龄较小，从外表上看来和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长此以往，父母不在身边对于孩子的成长必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在平时尽可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支教期间，张朋朋和支教团的其他老师们共同为孩子们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虽然也许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明显效果，但却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外界对他们的关爱。俞蕴嘉所在的学校有38个留守儿童，“学校为留守儿童们提供了一个‘七彩小屋’，我们会时常和孩子们交流，随时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度过学习以及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会定期举行一些活动，比如去年我们为留守儿童筹办了一次集体生日会，并且为孩子们开设美术、舞蹈等兴趣班。那次生日会上我们互相抹奶油，玩得非常疯。”

开设兴趣班

生日会合影

由于较为封闭的山区环境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在教育观念方面，和城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氛围不尽相同。相比于接受教育，他们往往会选择用双手劳作来改变生活，导致一部分孩子对学习缺乏兴趣。俞蕴嘉说道：“我所在的班上有一个孩子十分受同学老师欢迎，但成绩不好。我曾经在私下了解过他对于未来的打算，发现他并不想上高中，而是希望更早地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艺。”
 
长亭外，古道边

    离别的日子即将到来。下学期的考试过后，贵州的支教生活已经进入倒计时，对于俞蕴嘉来说，“现在的课程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言及此处，她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伤感。

　　一年前，张朋朋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刻骨铭心的离别。

　　“嘟——”，在轰鸣的汽笛声中，火车渐渐驶离，窗外景物飞驰而过。手机上显示着同事刚刚发来的短信，双眼逐渐迷蒙，“孩子们看到你们走了，都很伤心”。提及这一年中的遗憾，张朋朋说道：“一年的时间太短，我还没来得及更好地了解孩子们就要离开，没有将最好的自己奉献给孩子们。”回到家乡，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直到一周后才逐渐从情绪谷底中走出来。

　　一年的支教生活对毕业生们来说，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一种保研方式。这一年里，他们站在西部山区的三尺讲台上，用粉笔书写青春，用一颗年轻的心点亮更多的希望。

文：毕艺凡图：来源于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