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对话
本站讯 11月17日晚，清华大学电影大师尹鸿做客本期海大人文讲坛，为大家带来有关光影的故事以及他对电影的独到见解。本次讲座由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传播系主办并承办，在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学楼举行。慕名而来的听众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现场气氛在讲座开始前就已经被炒得火热。
在千呼万唤中，尹鸿姗姗来迟，一出现就赢得热烈的掌声。他先为他的迟到向大家致歉，并幽默调侃道：“海大老师很热情，为了向我介绍校园还绕路过来”。开场，尹鸿介绍自己只是一个来讲故事的人，引用他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天堂电影院》的名字，他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天堂电影院，每个人对电影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与回忆，“如果到一定年纪，回首往事时还没有几件与电影有关的浪漫往事，那无疑是虚度了人生”。
有关电影的故事要从巴黎开始说起。1895年，在那里，世界上第一部电影诞生。光影岁月自留痕，尹鸿带着听众一起穿越时空，回顾这些岁月。经过卓别林默片时代的辉煌，电影慢慢开始有声音，再接着有颜色。1930年到1950年，电影在国际上迎来它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七八十年代发展至巅峰,而后有些滞后。1960到1980年被称为“电视后时代”，伴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开始走起下坡路，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1990年至今，即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在技术的支撑下，电影开始真正改变。
电影是一种电子媒介，尹鸿指出: “电影的发明是传播史上一个巨大飞跃，与书本、广播都不一样，它用具象的方式表达抽象的思想。”他对电影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以我国为例，在1979年，我国观影人次达到290亿，平均每人每年看30场电影。那时好莱坞被叫做梦幻工厂，人们从电影中寻找慰藉、探寻价值并追求美好，电影被赋予不只是消遣的使命。而去年，我国观影人次仅6亿，平均每人两年看一场电影。而那些有关于电影的梦想，似乎也都很少被提及。
那么，电视会取代电影吗？对此尹鸿这样评价道：“电视是窗口，让我们看到与生活同步的事件。而电影更像是一个梦，好电影不应是日常生活。当然并不是说电影就该脱离日常生活，梦是欲望的曲折表达。”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解释：“人的人格意识是冰山一角，更多决定着人的行为的其实是隐藏在水面以下的冰山的底座。电影应该展现后者。” 尹鸿很肯定地说，电视不会取代电影，也许电影地位会发生变化，但它不会消亡。“比如 ‘当代版老人与海’——《地心引力》，若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电视上观看它，身边坐着你的朋友，开着明亮的灯，你怎么能很好地体会到那种绝望、孤独、人的渺小？”他这样举例阐述。好的电影需要电影院这个平台，也只有电影院能成就一部好的电影。
“当代电影最突出的特点，一是题材超常性，二是主题共享性。”电影要付出时间，金钱的双重成本，那么一部电影要给观众一个什么非买票不可的理由呢？当代电影，如展现个体价值的《心灵捕手》、《海上钢琴师》；诉说人性的《香水》、《剪刀手爱德华》；表现社会正义的《蜘蛛侠》、《蝙蝠侠》，它们都毫无意外地通过超常的题材来展现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用异常性吸引观众，用共享性迎合潮流。此外，技术也至关重要，所以现在电影院银幕越来越大，场面越来越大，声效也越来越强。从《阿凡达》开始，3D技术被广泛运用。“未来电影的90%都将依靠电脑技术来完成”，尹鸿这样预言。
电影辉煌过，衰落过，但它始终存在于我们的视线。尹鸿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期望与建议。首先还是呼吁分级管理。分级不是为了拍三级片，而是为了更正确地引导观众选择电影，也为电影创作提供相对自由。其次，追求文化。绿色票房是底线，文化担当是责任。“中国电影，需要站着挣钱”，他掷地有声。最后还需要合理宣传。他将中美对比，指出中国电影中包含的政治宣传太过露骨。美国则不然，电影中常常会出现其他国家的元素来讨好各国观众，他们把所谓的美国观念藏在电影的骨子里。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听众们纷纷积极提问，尹鸿都给予认真的答复，现场气氛活跃。在被问及数字化技术是否会主宰今后的电影走向时，尹鸿回答：“今后数字化技术会越来越重要，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培养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他同时强调影片内容的重要性：“艺术与技术，诗学与材料之间的关系不可以简单化对待。今后的电影中，数字化技术会越来越重要。但在艺术中起决定作用，开拓通向观众道路的，是艺术家的目光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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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大众媒介研究及影视文化传播。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学术专著有《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1993）、《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1994）、《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1997）、《新中国电影史》、《百年电影经典》、《世界电影史话》（2000）等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文：宋欣仪 图：黄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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