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需要真实的反映生活——蔡晓滨答学生问

    学生：蔡总您好，请问您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您对您们日报的记者的要求是什么？

    蔡晓滨：这个问题非常实际，有时间的话，这么很大的一个题目可以很好的讲一讲。在这里我先简单的说一说。当初欧阳老师到报社和我约定这次讲座的时候，我就提起过，记者在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专门的职业。在我们中国作记者，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将来也要作记者，我认为第一条，就是要打碎你们的作家梦，记者不是作家。最好的记者也只能是个社会活动家，或者说是一个政治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一段话，比较形象。现在你们海洋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是谁？（同学们喊：王蒙）对，王蒙。王蒙是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刚刚被平反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面对着国内那么狂热的文学热潮——因为在大家看来文学是一种非常锐利的武器，用它可以来反映社会、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许多的文学青年问王蒙：“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呢？”王蒙总结了四条：第一条，敏锐的观察力。第二条，精确的记忆力。第三条，文字的表达能力。第四条，情感的持久力。当作家，搞创作，情感要持久，一部好作品有时要写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作为一个作家你要让你的情感和你的作品完整的融合在一起，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你都要感觉到。如果只有三分钟的热血，构思一个作品还没有完，（然而）自己就没了激情，（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完不成。对于王蒙这四条作家的基本素质，我非常同意：第一条，敏锐的观察力。第二条，精确的记忆力。第三条，文字的表达能力。第四条，情感的持久力。把这四条里面的第四条去掉，作到前三条就是一个好记者。

        学生：在您的讲座中您曾经提到，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新闻记者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纪律，要有自己的良知和精神所在。在讲解中，我们体会到您对人民、对读者是饱含深情的，但是您认为在现实中我们的媒体能真正作到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吗？

    蔡晓滨：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尖锐，新闻这一学科的发展，它不是以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的主观愿望为依据的。它自身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外媒体都要遵循这一内在的规律。刚才我提了，目前我们的政治实践，体制改革都在不断的向前。大家可以看一看，有许多我们在报纸上不太好做的事情，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在悄悄的做了，例如“焦点访谈”，它就是在上面领导同意，下面百姓支持的形势下创办起来的。最近“焦点访谈” 做了很多调查维权的报道，像奶粉中毒事件、高考乱收费等。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就是在揭露黑幕，替百姓说话，就是在向第一层次的行政管理的权力挑战。随着我们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下面基层的工作，哪一个省，哪一个市没有作好，我们的新闻媒体就会去关注它、揭露它。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叫维护权利，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可以说目前我们的新闻媒体在不断的走向成熟，并且这个（改革）是和中央的改革方向一致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广电总局的局长兼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光春同志，他陪同李长春同志到广州看望我们的朱镕基总理，当然现在朱总理已经退休了。当时朱镕基对他们说说：“‘焦点访谈’要天天都是揭露性的报道”。多么鼓舞人心的话语啊！所以说在党的正确指挥和领导下，充分发挥我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一定能实现的。你们各位将来做记者的时候，可能监督的权力会更大一些、更多一些。咱们经常讲“带着镣铐跳舞” ，可能你们的镣铐的锁链更长一点。

    学生：作为一名记者在外面采访，要有自己的良知，更要本着为读者负责的态度来反映社会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时为了生存的压力或者其他势力的干预有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良知的事情。您认为如何认识类似的事件呢？

   蔡晓滨：新闻记者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也需要生活。我经常讲，“经营”和“新闻”一定要分开。这是我们一直非常注意的，而且全国好多的报纸，它们的经营运作和新闻采写都是分开的。做经营的一定要和做新闻的划分开，但是有时还是会互相影响。例如美国《纽约时报》的编前会议，谁都可以缺席，惟独广告部的主任不能不来，如果他不到，这个编前会议就不能召开。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报纸都会受到金钱的左右，单纯的办报纸，是要亏损的。比如说，一份《青岛早报》或者是《青岛晚报》我们卖四、五毛钱，一份报纸几十个版，它的成本在一块到一块五之间，也就是说卖一份报纸我们就要赔上一块多钱。（那么我们）靠什么盈利呢？靠广告收入，所以很多时候广告客户左右着报纸的经营运作。我们报社也会接到读者的投诉，前几天，青岛市建委公布了17家不合格的建筑企业，在我们的《青岛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新闻，标题里说有17家企业被曝光并受到了处罚，但正文里面只列了16家企业的名称。结果被读者举报了，我们一调查才知道，原来这第17家企业在晚报上做了很多的广告，它要求不给它曝光，所以就把它的名给去掉了。结果遭到了读者的投诉。办了一件蠢事！标题上明明是17家，文字里面点了16家。这是针对整个报纸来说的，记者个人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记者的思想觉悟素质不高，职业道德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外在的左右。以前我们经常讲要批判有偿新闻，有的企业或者个人给记者送礼、给编辑部送钱，让报纸给它报道。这是以前，现在又变了，叫“有偿不新闻”。什么意思呢？我这儿出了坏事，我给你钱，你不要给我报。这就叫做“有偿不新闻”。所以说，社会还是非常复杂的，前面有偿新闻我们刚刚治理完，又要面对有偿不新闻的问题。希望你们各位在学习的时候就要打好这个基础，一定要按着职业道德去办事，不要在金钱的左右下扭曲了或者埋没了你们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学生：蔡总您好，现在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国家都在提一个说法叫“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前一段时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的《人物周刊》上刊登了50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与传媒有关的人士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与中国现在这种新闻自由有关？另外，您今天讲的标题是“文化背景与新闻特色”，那么您认为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下，新闻自由是什么？如果说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那么相对新闻自由的底线又是什么？

    蔡晓滨：这个同学提的问题非常深刻，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都在争论。因为它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它要依附于某个时代。在“文革”期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那种积极入世的热情被熄灭了，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书斋。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融入社会，如何成为一个公共性的人物，一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课题。复旦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书，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说的非常好，而且里面还提到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果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的话，不妨看一下这本书。为什么《南方周末》50多个当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传媒的呢？这个不在于新闻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从属于社会生活第二性的，学新闻的应该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作为新闻记者，他的习惯思维是真实、真切的反映所发生的新闻事件。有些记者不太注意思考，往往就会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作一些亦步亦趋的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至于新闻自由，这个没有什么底线不底线的问题，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自由的具体意义可能会有所不同。

    学生：蔡总您好，当前大家都在提倡“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您认为在中国的新闻界如何体现这一原则呢？

    蔡晓滨：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想写出好的新闻来，我认为《新华日报》总编辑总结的非常贴切。就是要“顶天立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作报纸、作广播、作电视，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严格吃透中央的精神，大政方针坚决不能变。所谓“立地”是指一定要深入基层，一定要到下面去反映群众的真实生活、真正的呼声，这就叫“以人为本”。我经常和我们的记者讲，你们对 “无冕之王”这个称号不要片面的理解，不要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就可以我行我素。真正的“无冕之王”应该怎样呢？我的理解就是和任何人都可以平等、自由的交流。比如说在青岛，我们《青岛日报》的记者和夏耕交谈，就应该具备他们的眼界，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素质。如果到了农村，去采访一个农村的老大爷或者一个老太太，那就应该知道农民的酸甜苦辣，了解农村的生活。和社会各界都能平等的交流，这才是“无冕之王”的真正含义。不要说自己有什么特权，其实记者没有任何特权，唯一所拥有的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

    学生：您认为中国所特有的传统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有碍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有，在中国新闻记者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蔡晓滨：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记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当然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利益，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好多记者，喜欢写一些可报可不报的东西，一个地区、、一个街道、一个企业，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记者，首先需要有高尚的政治素质和严谨的采访作风。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要想实现高度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我们中国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民主是一种权利，人有权获得自己的权利，但更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说在我们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民主就要剔出糟粕，然后继承和发扬我们的精华。

实习记者：王慧    通讯员：王莉娜                  编辑：许方辉   冯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