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2020年3月11日称为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世卫组织（WHO）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借助已有的全球化，出人意料地横扫全球系统。全球系统是人类的“公域”，全球化在带来全球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公域悲剧”。新冠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域悲剧”。

为应对危机“闭关锁国”“大中断”消极后果显现

新冠疫情大流行确实“大中断”了冷战结束以来的这轮全球化。疫情中，世界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各国采取各种临时的“闭关锁国”措施强行中断了全球化。大流行前，尽管遭受了各种抵制，甚至在有的地方被部分“去除”，但整体的全球化仅是放慢速度或者收缩规模，并未发生系统性或者结构性的停顿。

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尽管WHO、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体系也在“全球层次”上应对大流行，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危机的应对主要是在“国家层次”上，显示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悖论。

第一，疫情大流行前，现有全球治理机构包括WHO本身，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或者陷入某种危机，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在2019年12月“停摆”，而受到削弱的全球治理机构对这场危机的应对，总体看是乏力的。

第二，各国在体制和政策上不同，疫情不同，在国内层次上的治理尽管有一些共同性，但却各自为营。各国之间的抗疫合作主要是在双边。与2008年至2010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大不相同的是，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合作平台未能实现各国在宏观政策上的最大限度协同，仅是一种存在感的显示，具有协同性的全球集体抗疫行动并未产生。

第三，疫情中，原来的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降反升。这与“大流感”发生后的1918年形成明显差别。1918年，在造成大量死亡病例的“西班牙大流感”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各方不得不走向终战，国际联盟诞生。

随着疫情的演变，“大中断”对现有全球化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从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抵制全球化的21世纪“经济民族主义”路线。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奉行全球化的政策，加速了全球化到达高峰。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对立面即“反全球化”也逐渐出现。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爆发了首次反全球化示威。

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打击政策，一开始并没有“感染”很多国家，很多国家仍然奉行支持全球化的态度，包括支持WTO等多边体系，仍然希望全球化的继续，包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如今，在新冠大流行的世界大停摆下，各国政府无论经济体是大是小，无论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如何，似乎都不得不为最坏的未来做准备，眼下的应急政策调整和针对长期的结构调整都更多着眼内部。

目前，在新冠疫情仍然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本着与病毒共存的悲观预测，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重启”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因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流动的停滞，可能比新冠病毒带来的危害更大。

这种“重启”是否包括重启陷于“大中断”的全球化？世界重启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重启全球化，但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重启相比，全球化的重启可能困难重重。

中美经贸幸免“大脱钩” 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

遭受疫情打击的相关方，在重启全球化上的立场并不一致。新冠病毒大流行成为抵制自由贸易、重回孤立主义势力的有力借口。他们以此为理由不再参加此前的区域贸易谈判，甚至加快步伐退出现有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全球化如果不能尽快重启，意味着暂时的各种“闭关锁国”措施不幸终结了全球化，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各种开放经济体面对着原有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大变局。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在2020年1月15日达成了《第一阶段经济和贸易协议》。这一协议有助于避免中美两国经济和贸易上的“大脱钩”。协议签署以来，幸运的是，在疫情下，中美双方在“共同落实”各自的承诺，尤其是落实与农产品有关的条款。

过去30年，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依据互补、互利原则的经济融合。中国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至2010年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关键角色，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不幸的是，疫情期间，中美之间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科技和金融方面的“脱钩”趋势，如自由落体般下行。

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中国经济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20年6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书面致辞中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中国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针对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化重启的困难，“双循环”论是中国的战略新安排。

走出复合困境需新思维中国仍然将是中坚力量

展望未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世界，中国仍将是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在微观层次，一些在这轮全球化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企业，在中美关系下行和新冠疫情的重创下，仍然坚持全球化策略。他们的坚持难能可贵，也许会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我们一度严重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的这轮全球化的“先天缺陷”和后天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平等性的加剧，新冠疫情前，人们已经呼吁通过治理气候变化、调整社会不平等性等维持、促进世界发展的可持续性。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未来世界仍然是各国相互联系、守望相助、共存共荣的，就必须正视这轮全球化内在的复合困境并着手根本克服这些困境。这些困境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指出的“全球化的三重困境”：深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仍然是由一个个国家和社会组成的，以及具有各自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之间的深刻冲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各方需要新思维、采取新措施走出全球化的复合困境。

不管是否喜欢全球化，不管人们曾经熟悉的全球化是否终结，世界本来的复合性并不会改变。复合世界的未来不是取决于任何行动者或攸关方的单边行动，而是各种行动者或攸关方在复合的世界体系中的互动。这些互动如果不是恶性循环而是良性循环，我们仍然可以共享全球化带给整个世界的普惠。

全球化面临转向创新内在悖论恐仍在重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将代表着未来，是否是结构性的转变，是否将持续下去，现在还不好说。

汲取这次疫情的教训，一些国家今后不再希望依靠全球化来解决诸如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开发、生产和供应，而是试图转回本国生产。药品和医疗用品可能成为第一批“去（目前状态的）全球化”的行业。

很多经济体声明，疫情后要战略性地“多样化”对外经济联系，尤其是要减少对某些巨型经济体的深度依赖。一些原来高度集中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制造业全球公司，如果短期内难以“回归美国”的话，也可能为规避中美冲突的风险而转移到诸如东南亚等相对安全的地区。如同“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原理，全球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和重大的创造，这些转变也许代表了未来全球化的某种形式和内容。

不过，现在作为观察者的我们仍然非常不清楚的是，在各个国内层次和各种全球层次上，全球化本来一直存在的内在困境是否将在转向和创新中得到至少部分的有效克服。对此，我并不乐观。全球化可以改头换面，但内在的悖论却在重复。

这是一个一定要避免犯下战略性错误的时刻。这是一个正确汲取教训的时刻。这是一个决定我们的未来是否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时刻。人们不能从完全肯定全球化的一边跳到完全否定全球化的一边。我们要坚持和推动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也要治理全球化的阴暗面。

集体行动总是遭遇困境，多边合作并非易事。但是，集体行动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要对联合国、国际经济组织、世卫组织等代表的全球集体行动要有信心。

现在世界不乏呼唤多边主义、多边合作的各种积极、理性声音。这些声音是我们对世界的未来乐观的理由。但是，仅仅呼吁多边主义是不够的，多边行动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