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人情事理”的关注贯穿于经学、史学和文学思想中。传记是欧阳修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中的史传文，见于散传、祭文、碑志、行状等文体的传记文章近140篇。欧阳修传记所具有的义例严谨、简而有法、文采动人的特点，融合并集中体现了他经学、史学和文学中秉持的关注“人情事理”的特征。
关键词：欧阳修；传记；经学；史学；文学
作者简介：柳卓霞，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欧阳修是北宋文学与学术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金石学家，在多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在欧阳修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情事理”的关注。曾建林认为“欧阳修的政治、文学、史学上的成就是以其‘人本’的儒家人学思想为基础的；身处汉唐‘神本’与宋代‘人本’儒家思想交替之际的欧阳修，实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2]胡念贻指出：“在欧阳修的文集中，也同其他散文家一样，大部分是应用文字。古人的应用文字很讲究文采。欧阳修和北宋其他一些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践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应用文字方面。”[3]传记是欧阳修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中的篇章，见于散传、祭文、碑志、行状等文体的传记文章约140篇，欧阳修传记所具有的义例严谨、简而有法、文采动人的特点，融合并集中体现了欧阳修经学、史学和文学中关注“人情事理”的特征。
本文采用杨正润先生在《现代传记学》中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分类方法，主要包括史传、杂传、故事传记、年谱、书传、类传、人物表和言行录等。[4]据此，欧阳修传记文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中欧阳修所撰写的史传文；二是散传、祭文、碑志、墓表等文章；三是《于役志》《欧阳氏图谱序》等作品。
一、关注人情事理
唐宋之际经学的新变，体现在从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到对文章义理的体悟和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欧阳修起到关键作用。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评价：“公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5]《四库全书总目》对欧阳修所撰《毛诗本义》评价云：“说《诗》者……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6]欧阳修于经学发前人所未发，多有创见。欧阳修在《答李诩第二书》中指出：“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欧阳修全集》，第669页）认为“《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欧阳修全集》，第301页）《春秋》是圣人“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欧阳修全集》，第880页）“《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欧阳修全集》，第892页）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概括欧阳修的经学特色：“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情性，其所发明简易明白。”（《欧阳修全集》，第2626页）欧阳修于经学不再局限于文字训诂的解释，而是重在阐释其主旨与精神；并立足于日常的人情事理，以简练、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阐发。曾建林指出：“欧阳修的经学适应了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需要，他的经学思想特点有三：以简易方法解读经典；以史实、‘人情’证经；围绕人事，以人事为中心阐发经典。”[7]关注人情事理，以之解释儒家经典，开启了宋代经学的新风。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也注重从社会和人事方面进行考察。他认为,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关键取决于“人事”“人理”，而非“天命”。在《新五代史•司天考》中，欧阳修直言“予书本纪，书人而不书天”，“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8]《旧五代史》中的天命思想非常严重，如在《梁末帝本纪》中有“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唐末帝本纪》有“属天命不祐，人谋匪臧”；《汉高祖本纪》有“虽曰人谋，谅由天启”。[9]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此类说法一概不取，他明确指出五代时期从朱温至郭威，绝大多数建立政权的皇帝并非天命所归、运历所至，而是在社会混乱之际，这些人乘机而动，实际是政权的篡弑者。《新五代史》各纪传不但不书天命、祥异、灾变之事，而且还揭露了别有用心者利用谶纬之说迷惑民众的做法，如《刘延朗传》《吴越世家》中唐废帝、钱缪利用谶纬蛊惑人心。通过“人事”体现社会的兴衰治乱在欧阳修的史著中得到贯彻。《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言：“虽……光武膺图受命，亦无以加也。”[10]《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则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通过唐庄宗前期励精图治为父报仇到后期沉溺于享乐得出兴乱之由，“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11]。在《新五代史•晋家人传》中，欧阳修论道：“五代，干戈贼乱之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晋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12]
在文章创作方面，欧阳修也注意切中人事，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密切相连。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指出：“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欧阳修全集》，第664页）在《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中，欧阳修言：“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全集》，第978页）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欧阳修提出了“文章系乎治乱”（《欧阳修全集》，第988页）的主张。社会治乱和普通人情事理，是文学创作的本源。对于小说，欧阳修也持此观点，在《崇文总目叙释•小说类》中有：“《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欧阳修全集》，第1893页）《宋史》记载欧阳修在滁州时的故事有：“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只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欧阳修全集》，第2654页）民风民情、任官为吏之事，正是欧阳修所谓修身的重要方面，社会阅历和耳闻目见的“人事”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欧阳修兼擅经学、史学与文学，是北宋时期出入于经史子集的一位集大成者，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云：“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欧阳修全集》，第984—985页）在欧阳修看来，道胜、事信、富有文采的篇章，才是上乘之作，提出道胜、事信、言文的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新五代史》曰：“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于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又曰：“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13]不惟《新五代史》，欧阳修的优秀传记都是融经学、史学、文学于一体，力图达到道胜、事信、文言的篇章。传记文以叙述事实为先，是欧阳修通过人情事理阐发其经学思想的最有利手段，通过文字语言表达其经世致用观点的有利途径。
二、不著空言，义例严谨
在《春秋论》一文中，欧阳修曰：“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欧阳修全集》，第307页）苏辙评价欧阳修：“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欧阳修全集》，第2713页）陈师锡在《五代史记序》中评价云：“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此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14]《新五代史》是欧阳修儒家理念的体现，在著述方面对《春秋》的仿效，可以从不著空言、义例严谨两方面窥见一斑。
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言“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欧阳修全集》，第591页）在《再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中言“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欧阳修全集》，第1021页）这正是孔子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赵翼评价《新五代史》：“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新五代史》：“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16]两者的评价甚为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阳修对于不同传记文体的不同态度。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中言：“昔孔子删《书》，上断《尧典》，下讫《秦誓》，著为百篇。观其尧、舜之际，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约束赏罚，而民莫敢违。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周衰史废，《春秋》所书，尤谨密矣。非惟史有详略，抑由时君功德薄厚，异世而殊文哉。自司马氏上采黄帝，迄于汉武，始成《史记》之一家。由汉以来，千有余岁，其君臣善恶之迹，史氏详焉。虽其文质不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可以考焉。”（《欧阳修全集》，第1885页）在《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中言：“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欧阳修全集》，第1890页）通过欧阳修对“正史类”和“传记类”的定位可以看出，正史一般是记载国之“大事”，记载国君“功德薄厚”和“君臣善恶之迹”。传记是记载“小事”，乃幽人处士“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是“正史类”的补充。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序》中云：“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史记》是矣。”（《欧阳修全集》，第591—592页）欧阳修认可《春秋》和《史记》质文不同，说明他对于经书和史书的文字语言风格、载录史事的定位亦不同。
欧阳修在《春秋论》中云：“《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欧阳修全集》，第307页）欧阳修自觉承续《春秋》的义例褒贬之法。陈师锡称赞《新五代史》“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对《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评价道：“(《薛史》)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又说：“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17]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不但在名目分类上仿照《春秋》义例，依照道德标准设《死节》《死事》《朝臣》《杂传》等，而且“用兵之名有四： 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攻战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18]欧阳修模仿《春秋》义例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史学家的指摘，如赵翼同样也指出了“欧史失检处”，列出欧阳修不合义法之处。清人钱大昕认为：“欧公修《唐书》，于《本纪》亦循《旧史》之例，如李林甫书薨，田承嗣、李正己书卒，初无异辞，独于《宰相表》变文，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19]吴怀祺先生认为，欧阳修的史著“是他政治观点的另一种反映的作品，通过总结历史，思考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看法。而他在政治上的主张，不少能在史论中找到出处。他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修史动机的说明。他说：‘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20]欧阳修有感于宋代朝廷的危机，借史传褒贬五代史事人物来抒发政治见解，是其关注社会民生，注重人事的表现。
三、简而有法，文情兼胜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言：“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21]欧阳修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追求语言文字的简洁。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中曾谈到欧阳修注重修改文稿一事：“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22]《说郛》载毕仲询《幕府燕闲录》云：“欧阳文忠公在翰林日，尝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君试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23]
欧阳修传记尤其注重文笔的简洁，主要体现在语言和剪裁两个方面。注意传主事迹的剪裁是欧阳修传记的一大特点。如《桑怿传》。桑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武官。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命令任福统领军队迎击西夏，并以桑怿为先锋。桑怿率军追西夏军至六盘山下，遭西夏军伏击，桑怿力战而死。欧阳修在《桑怿传》中略去了桑怿的出身、世系、仕履等常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集中笔力以桑怿缉捕盗贼为中心组织材料，通过智擒盗墓者、入山招抚山贼王伯、化装捕捉23名惯盗以及功成让赏等生动奇特的人物事迹，刻画了一位智勇双全、品行高尚的有勇有谋的侠义之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论赞中欧阳修道：“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怿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姑次第之。”（《欧阳修全集》，第971—972页）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评价此篇传文：“录此稗传，以见其史笔之大略，所谓尝鼎一脔。”[24]关于欧阳修传记文的选材及剪裁特点，历来评论者论述较多，如宋代林之奇云：“《五代史》记事简略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25]明代文学家茅坤评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曰: “欧阳碑文正公，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尽。 苏长公状司马温公几万言而上，似犹有余旨。盖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苏则所长在策论纵横，于史家学或短，此两公互有短长，不可不知。”[26]茅坤又评价欧阳修《张希崇传》云：“此传亦整洁可诵。”[27]欧阳修曾作《尹师鲁墓志》，有论者以为过于简略，欧阳修又撰《论尹师鲁墓志》以申明：“《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又有：“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欧阳修全集》，第1045页）精于选材，善于剪裁，以典型事件表现传主的生平和性情，是欧阳修传记文的追求。
欧阳修传记情文兼胜，文采生动，以情感人。在整理古代碑志时，欧阳修曾为唐代田布碑深为感慨：“布之事壮矣，承宣不能发于文也，盖其力不足尔。布之风烈，非得左丘明、司马迁笔不能书也。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欧阳修全集》，第2283页）欧阳修推崇《史记》，认为有许多奇功俊伟之士不能为后世所知，皆是因为记载的文字不像《左传》《史记》《汉书》一样精彩。欧阳修在传记上有学习和比肩《史记》的自觉。《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中记载，欧阳修“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哉”。（《欧阳修全集》，第2644页）《新五代史》也被后世评论家认为可与《史记》媲美的纪传体史书。明代文学家茅坤云：“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独得妙解，譬之览仙姬于潇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数百年而得韩昌黎，然彼固别开门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欧阳子。予览其所次序，当世将相、学士、大夫墓志碑表，与《五代史》所为梁、唐二纪及他名臣杂传，盖与太史公略相上下者。”[28]清代方苞云：“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近太史公。”[29]近代学人林纾云：“欧公之《泷冈阡表》 即学班、马而能化者也。”[30]陈衍云：“世称欧阳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其所自出……欧公文实多学《史记》。”[31]
欧阳修传记文情感充沛，为历代读者所公认。明代茅坤评《一行传》曰：“欧阳公于《五代史》作《一行传》，语所谓风雨晦冥，鸡鸣不已也。而其言文，其旨远，予故录而出之。”[32]又明代薛瑄言：“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文，皆以真情为主。”[33]欧阳修感人至深的传文如《泷冈阡表》《石曼卿墓表》《伶官传序》《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桑怿传》《六一居士传》等名篇不胜枚举。祭文是生者对死者表示崇敬和怀念的一种文体，偏重叙述死者的功业。《祭石曼卿文》则侧重于从怀才不遇和声名不朽两方面抒发情感、发表议论，“呜呼”之感叹贯穿全文，表达了对石曼卿英年早逝的惋惜。“呜呼”一词的运用是欧阳修传记文的独特标志。欧阳修不惟在祭文、墓表等文章中大量运用这一感叹词，在史传中也是如此。中国古代传记文在叙事后往往以“论曰”“赞曰”“史臣曰”“太史公曰”等字眼来发表议论。《史通•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譔’，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34]欧阳修传记则直接以感叹词“呜呼”领起，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欧阳修全集》，第2626页）欧阳修认为五代为衰乱之世，人情、史事值得哀叹。“这种史论，从感慨中生发，笔锋常带有忧愤之情，形成一种哀伤咏叹的格调，尤其动人心弦。”[35]
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云：“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欧阳修全集》，第984—985页）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又言：“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修全集》，第987—988页）陈师锡《新五代史记序》中言：“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36]欧阳修主张以人情事理为经学之本，以治乱兴衰为史学之要，以经世致用为文学之用，提出道胜、事信、言文的创作要求。在创作实践中，欧阳修传记文所具有的精于选材、义例严谨、简而有法、文采动人、感人至深的特点，融合并集中体现了他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主张，可以说是表达其经学、史学和文学主张的最有力载体。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新唐书》文学叙事研究”（18JHQ03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曾建林：《欧阳修的“人本”的儒家人学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10月增刊。
[2]曾建林：《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胡念贻：《欧阳修和他的散文》，《散文》，1981年第9期。
[4]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13页。以下引用该书文字，均出自此版本，随文标注页码。
[6]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0页。
[7]曾建林：《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8][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三册，第705页、第706页。
[9][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一册，第152页，第二册，第668页，第五册，第1340页。
[10][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二册，第479页。
[11][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二册，第397页。
[12][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一册，第188页。
[13]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34—635页。
[14]戴逸主编《二十六史•总目（简体字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页。
[1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0页。
[16]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34页。
[17][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二册，第451页、第460页。
[18][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二册，第460—462页。
[19][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71页。
[20]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识：宋辽金卷》，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8页。
[21][唐]刘知几著，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22]黄士毅编，徐时仪、杨艳汇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8页。
[23][元明]陶宗仪：《说郛》卷四一下，转引自张新科、任竞泽：《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4][清]爱新觉罗•弘历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二，转引自欧阳勇，刘德清编著《欧阳修文评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25]林之奇：《拙斋文集》，转引自王通：《欧阳修史学思想在碑志创作中的表现及其影响》，《辽东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6][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册，第1876页。
[27][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册，第1897页。
[28]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庐陵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版，下册，第1497页。
[29]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庐陵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版，下册，第2599页。
[30]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
[31]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1623页。
[32][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册，第1894页。
[33][明]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倪文杰、韩永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精华》，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册，第1147页。
[34][唐]刘知几著，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6页。
[35]张新科、任竞泽：《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6]戴逸主编《二十六史•总目（简体字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3—854页。
编辑：胡岩涛 李静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