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武帝之后，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将军幕府已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握有辅政治事的大权。同时，汉代又实施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的制度。这种性质转变与制度规定为士人入仕于此奠定了政治基础。因科目规定与名额限制，汉代贤良、孝廉等科无法满足众多士人的仕进需求。与之相比，将军幕府员额较多，幕职多样，能为士人提供良好的仕进空间与机会。特别是，辅政将军多是外戚，是皇权操控系统中的重要力量；且手握辟署、荐举权。基于这些深层原因，士人们为了仕途发展自然会入仕幕府，将军幕府文学集团也因之形成。
关键词：汉代；将军幕府；幕府文学集团；原因
作者简介：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赵永江，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目前，学界对幕府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及其以后各时期。事实上，自西汉昭帝以后，幕府制度已经形成，幕府类型较为多样。其中，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将军幕府是很值得研究的。很多士子文人为了个人的仕进而入幕，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幕府文学集团。虽然个别学者对这一问题已有所关注，但总体而言，成果相对偏少[1]，且尚未涉及此时期将军幕府文学集团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制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 汉代将军幕府的性质转变与幕府文学集团的形成
两汉幕府类型比较丰富，主要有公府、太傅、将军、郡守等幕府。对此，《册府元龟·幕府部·才学》云：“两汉而下，公府将幕，咸得以辟署宾佐，咨其策画焉。故士之怀才者，莫不愿伸于知己，而效其所长者矣。”[1]8279《辟署》云：“汉氏公卿郡守，皆得自举其属，中兴之后，辟召尤盛，故当时幕府，彬彬然多贤才焉。”[1]8356其中，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幕府尤其受士子文人关注。就较著名的幕府而言，西汉有霍光、史高、王凤、王音等幕府，东汉有刘苍、窦宪、邓骘、梁商、梁冀、窦武、何进等幕府。另外，王莽新朝、更始时期，一些将军也具有开府辟署的权力与资格，像王莽新朝更始将军廉丹，更始时期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等。
这些将军幕府都聚集了较多的士子文人，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幕府文学集团。据笔者考辨，西汉霍光幕府主要有杨敞、蔡义、田延年、杜延年、丙吉、公孙遗、王仲翁等成员；王凤幕府有杜钦、陈咸、陈汤、萧育、班伯等成员；王音幕府有谷永、扬雄、杜邺、毌将隆等成员；东汉窦宪幕府有班固、傅毅、崔骃、廉范、邓骘、梁讽、吴汜、张林、邓叠、王调、徐齮等成员；邓骘幕府有杨震、朱宠、陈禅、庞参、李充、张晧、马融等成员；梁商幕府有李固、周举、陈龟、巨览、王畅、马融、杨伦、董尚等成员；梁冀幕府有吴祐、崔寔、赵岐、应奉、马融、朱穆、刘宽、周景、杨赐、张奂、刘矩、崔琦、袁成、种暠、栾巴等成员；何进幕府有袁绍、边让、陈琳、孔融、王朗、荀爽、王允、王谦、刘表等成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士子文人入仕幕府，从而形成了将军幕府文学集团？我们要把握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将军幕府及其性质转变问题。
将军本为高级将领的统称，由来已久。它最早见于《左传》，对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将军”条有较详细的说明[2]852。战国时期已有大将军、上将军、裨将军之号。至秦汉时期，将军的名目称号日渐繁多，主要有大、骠骑、前、后、左、右等将军称号。《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3]726《后汉书·百官志》云：“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李贤等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4]3563各类将军之选往往由统治者根据战事与形势发展需要进行确定。
将军的主要职任是处理军务与负责战事。为此，他需要一批人员为其出谋划策、参赞军事，并由此形成一个军务处理与军事指挥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幕府，其性质主要是军事性的。在汉昭帝之前，幕府僚佐成员大多根据统治者或将军的要求随时征调。如，因匈奴入侵，边境告急，武帝再次启用李广镇守右北平。李广利用这次机会，“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3]2443。再如苏建，“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平陵侯”，“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3]2459。无论是霸陵尉，还是先后任职校尉、卫尉的苏建都是被征调的。一旦战事结束，皇帝便会解除将军的军事指挥权，让其回归原属职所。像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虽多次远征匈奴，战功赫赫，但每次战事结束，就立即罢遣部队，上交军权。在此制度规定下，幕府自然也就解散了。这种征调与战后即罢的体制，决定了当时入幕仕进的人士应当是较少的。
将军本来纯粹是军事性的称号，但为了加强皇权，武帝重用外戚卫青、霍去病，以为内政之助，不断推尊其名号，特别是强化其权力秩次。元朔五年（前124），在卫青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巨大胜利后，“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3]2475。《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元狩四年（前119）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颜师古注云：“冠者，加于其上共为一官也。”[3]725《通典》卷二九《职官》云：“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崇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5]798《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云：“乃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3]2488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前将军李广，后将军曹襄，右将军赵食其，左将军公孙贺、荀彘，《表》皆不书者，出征暂置，非京师掌兵之职故也”[6]1401。由这些史料可见，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与内朝，不断提升卫青、霍去病的地位，使“将军”由武帝之前原为高级将领的一种称号，变成了具有实秩实禄、握有军事实权的高级官职。这就为提升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军事将领在中外朝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后元二年（前87），武帝在去世之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少主为政。“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3]217“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3]2932在此之前，卫青、霍去病等虽为将军，并加大司马，亲贵无比，但未曾获得国家行政之权，从不干涉或过问行政事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赞云：“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票骑亦方此意，为将如此。”[3]2493招选贤人为国家行政主要事务，面对苏建的说责之辞，卫青认为招贤是人主之柄，臣下重在奉职守法，绝不可揽持此事。卫青所言既反映了他与其甥霍去病的性格比较谨慎自守，也说明武帝并未给予二人在行政方面的权力。钱大昕《三史拾遗》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俱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6]1434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政之事是西汉政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钱氏所论就深刻总结了这一点。事实上，若进一步详论的话，它意味着大将军幕府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它从临时的军事、军务场所转变为以行政事务为主、兼及军事的实权主体与机构，而这种转变是决定“西京朝局之变”的重要因素。
为赋予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所具有的统政效力与合法性，武帝之后，汉代确立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的制度。所谓领（录、平）尚书事是指兼管或参与决议尚书众事，总揽尚书职权。在武帝之前，尚书本来是皇帝与丞相之间负责文书传达的权秩较低的机构。武帝以后，为强化皇权，统治者开始大力加强中朝权力运作体系建设。由于尚书是近侍，自然颇受青睐，其职权因之日渐扩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尚书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心。对此，《唐六典》云：“初，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武、宣之后，稍以委任。及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尚书令为端揆之官。”[7]6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在辅政时一般多领（录、平）尚书事，此制始于霍光辅政期间。据《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会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定国上书谏。后王废，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超迁。”[3]3042又据《魏相丙吉传》：“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3]3135这里所说的故事当是指霍光领尚书时的故事。从昭帝时期开始，霍光在与政敌斗争、统政辅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控制尚书所具有的作用，因此领尚书事，从制度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政效力与合法性，并为后来者所效法。成帝时期，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也是如此。《汉书·元后传》载：“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3]4017东汉时期，梁冀、窦武、何进等均以大将军身份录、平尚书事。《后汉书·梁统列传》载：“（梁冀）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4]1183《孝灵帝纪》载：“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4]328《窦何列传》载：“何太后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4]2248通过这种领（录、平）尚书事的方式，大将军才能真正地执政、辅政，操控国家大权，否则，纵使秩级、待遇再高，他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闲员而已。
除了大将军外，其他高级将军如车骑将军也可以领（录、平）尚书事，成为执政大臣。地节三年（前67），宣帝把对自己有策立之功的张安世“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3]2648。黄龙元年（前49），“宣帝疾病，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3]3375。阳朔三年（前22），“（王）凤病困，荐从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3]3455。车骑将军的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负责掌管宫卫，领禁兵，在东汉时位比三公，也具有领尚书事的资质。
总之，自西汉武帝之后，将军幕府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8]3036它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具有了辅政治事的大权，自然也就有了行政职能。同时，为保证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的统政效力与合法性，汉代又实施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的制度。这种性质转变与制度规定为士子文人入仕于此，并形成幕府文学集团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 将军幕府的员额、职位与幕府文学集团的形成
士子群趋性地入幕，本质上反映的是在汉代仕进制度下入仕之途的选择问题。就仕进途径而言，当时主要有贤良文学、秀（茂）才、孝廉、明经等科目。其中，就孝廉而言，作为岁举常科，其员额应是仕进诸科中最多的。但按诸实际，员额是相当有限的。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朝廷开始正式选拔孝廉，各郡国的举荐名额一般为一人。其后，至东汉和帝时，朝廷对孝廉员额略作扩充，各郡国大致可岁举二人。由于各郡人口数量不一，按每郡岁举两人的规定，其选举容易产生员额不均的问题。因此，永元年间，朝廷制定了按人口比例分配孝廉员额的办法。《通典·选举》载：“旧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亷二人，小郡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司徒丁鸿、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杂错，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亷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又制：‘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亷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一人。’”[5]315-316可见，就人口比例而言，内郡孝廉选举集中在二十万选一的比例上；因边郡文化水平较低，朝廷为倡行风化，对其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比例稍微大一些。
贤良文学属于特科，始于汉文帝时期。该科往往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问题而定，没有固定的选举时间。据《文献通考》《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可知，西汉举贤良共19科次，东汉15科次。总体上，各科次之间时间跨度较大；且西汉景帝，东汉明帝、灵帝、献帝等时期没有进行贤良选拔活动。在员额上，各郡国一般可推荐一名，每次举数多集中在百名左右，少则数十人[2]。这些因素都会对士子文人入仕产生较大限制。秀（茂）才一科，在西汉时为特科，员额极少，到东汉后，变为常科，名额稍有增加。据《后汉书·百官志》李贤等注引《汉官目录》：“建武十二年（36）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4]3559即三公举三人，光禄勋一人，十三部司隶、州牧举十三人[3]，共计十七人。可见，纵使在增加之后，秀（茂）才的名额也极为有限。
同时，上述科目均实行举荐制，因缺乏健全的监督措施，很容易产生察举不实的弊端。特别是东汉中后期，察举往往“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4]2042，选举之权为朝廷权贵、地方世家大族垄断，一般士子文人很难获得被举荐的机会。对此，时人已有较深刻的认识。王充《论衡·累害篇》云：“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9]11已指出了国家所能提供的职位数量与众多士子文人的仕进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士子去寻求其他仕进途径。
伴随着将军辅政制度的推行，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府僚属员额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至东汉时尤其显著，有时倍于公府。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要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李贤等注云：“四府掾史皆无四十人，今特置以优之也。”[4]1433《窦宪传》云：“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李贤等注云：“《续汉志》，太尉长史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属二十二人也。”[4]818《梁统列传》载：“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李贤等注引《汉官仪》云：“三公府有长史一人，司徒府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也。”[4]1179可见，刘苍的长史、掾史数量为四十人，已超过公府；窦宪的长史掾属、令史御属等至少在四十七人以上；由“官属倍于三公”等句可知，梁冀幕府的员额数量当在一百三十六人以上。
上述材料所反映的主要是长史、令史系统人员情况。事实上，这类人员仅为幕府的一部分。据《后汉书·百官志》，将军幕府人员主要有：“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4]3564由此可见，除长史、令史外，将军幕府还有司马、校尉、军候等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都考虑在内的话，其员额确实是比较多的。
这些属官与幕僚一般分为两类，一为作战指挥与参谋人员，一为军事、行政助理人员。前者主要有司马、校尉、都尉、军司马、军候、别部司马、军正、军监、军史等。这些都是军职，主要负责参与谋划军事事宜，统属各部军队，督军作战，管理武库军需，调拨军用物资等。后者主要有长史、从事中郎、主簿、诸曹掾属、令史、史等，主要负责一般性的军事庶务，参赞军务，据军律议定功过赏罚，接收皇帝诏令，撰写各类军情、政务文书。对此，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有较好的介绍。但恰如安氏、熊氏所言，将军幕府组织“其属官名目、员额也多有变化，无法详考”[10]259。一方面，一些幕职可能仅是就类别而言，类别之下可能又有更具体的职称；另一方面，伴随着相关文物的出土，一些新的幕职不断被发现。这在出土的印章实物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像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就辑存“强弩司马”“骑司马印”“军禀司马”等印章[11]22、24，这些官称似是“司马”幕职的具体分类；“军司空丞”“军武库丞”“监史之印”“军中马丞”[11]26、27等印所涉及的官称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也很少见到。可见，幕府职位是比较多的，能较充分地满足才能各异的士子文人的谋职需求。
战国之前，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天子之国与各诸侯国均是军政不分，卿将合一。执政者在平时处理全国政务，战时则成为战场指挥官，参加战争。这种制度导致了当时的学习与教育内容比较广泛，文武并重，很多人士亦文亦武。像孔子以“礼”“乐”“射”“御”等六艺教授门生；孙武既能领兵作战，也能著述兵法，此类教授内容与士子主体特征就是这种社会文化的反映。
战国之后，特别是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体制的完善，职业化、专门化的人才培养与官僚选拔趋势已逐步体现出来。但此时去古未远，源于先秦时期所习广泛、文武不分、崇尚武事的社会文化习俗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据《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上书武帝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3]2841《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3]2529《后汉书·班梁列传》载，班超“有口辩，而涉猎书传”，尝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其后，跟随窦固出击匈奴，任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4]1571-1572。《皇甫嵩朱俊列传》载：“（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4]2299《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载：“（公孙）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4]2358由这些史料可见，汉代士人往往文武兼备，具有鲜明的尚武精神，体现出比较全面的才能。这种人格特征与才能素质是科举时代纯粹以文事为业的士子文人所不具备的。
正是基于这种人格特征与才能素养，汉代士人在通过孝廉、明经等仕进科目的选拔后，往往被统治者拜为“掌守门户，出充车骑”[3]727的郎官。但因受限于孝廉、贤良、明经等科目员额，很多士人往往无法获得被举荐的机会。与这些科目相比较，以大将军为主体的幕府因掌握军事与辅政之权，涉及各类事务的处理，所设员额、职位较多，对军事、文事等各类人才的需求量大，这种人才需求状况能够为才能各异或文武兼备的士人提供更全面的仕进空间与机会。如，蔡义（？-前71年），擅长《韩诗》，“以明经给事大将军（霍光）莫府”[3]2898。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4]1708，窦宪为车骑将军后，被辟为幕掾。张奂为东汉中后期名将，文武才能兼备，“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后辟大将军梁冀府”[4]2138。这些士人之所以能仕进于幕府，其根本原因在于幕府能够为文士提供较多的职任员额与较好的发展空间。这种因素很容易导致士子文人以幕主为核心，形成将军幕府文学集团。
三 幕主的身份、权力与幕府文学集团的形成
在身份特征上，汉代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绝大部分为外戚。像霍光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姨甥、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宣帝皇后霍成君之父；王凤为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窦宪为章帝章德皇后之兄；梁冀为顺帝顺烈皇后之兄。这种外戚身份特征对汉代幕府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把握这一点，必须了解当时的皇权政治制度建设。自秦始皇以皇帝为号，建立皇权政体后，如何强化皇权自然成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汉武帝建立中朝权力系统，防范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体现。自此之后，以皇权主义为权力运作基本理念的帝国政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但皇帝不等同于皇权，皇帝是皇权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与操控的核心，而皇权则是以皇帝为运作与操控核心的一套权力系统。对于皇帝而言，确定皇权系统人员，建构皇权运作体系与操控平台，必然成为其面临与思考的根本问题。为稳固统治，汉初统治者曾实行封建制，大封同姓子弟以为外助，但七国之乱等事实证明了重用本宗亲族的做法根本达不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因此，除了东汉初年东平王、骠骑将军刘苍以“至亲辅政”外，武帝之后的统治者绝少以同宗亲族辅政。在此情况下，充分利用自己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外戚集团辅政，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一旦外戚集团过度触犯皇权利益，一些皇帝又会借助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身边的宦官集团予以剪除。这种状况在东汉和帝之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皇权政治形态下，汉代外戚集团本身就是皇权运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皇帝年幼无知、无法理政，或皇帝精力、体力有限，无心于政事的情况下，辅政外戚既凭藉、利用皇权以自存，同时往往代表着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皇权统治。西汉成帝时，大将军王凤辅政。京兆尹王章封事弹劾，并推荐琅邪太守冯野王以代之。对于此事，《汉书·元后传》载：“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报凤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娄臻，咸在朕躬。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向焉！《书》不云乎？‘公毋困我。’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瘳，称朕意焉。’于是凤起视事。”[3]4023成帝即位之时已十八岁，已经具有理政能力，但耽于酒色，对理政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保证自己充分掌握皇权的情况下，重用外戚王凤，以维系皇权运作。在王凤遭受弹劾的情况下，成帝仍然重用他，使其视事如初。这说明王凤已成为成帝维系皇权政治运作的代理人。东汉和帝时，“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4]813。和帝幼弱，窦太后重用窦宪、窦笃等人，形成了窦氏外戚集团，主控朝局。窦氏外戚集团控制朝政的根本方式是通过控制和帝以便充分利用皇权，操控皇权运作系统。此时，窦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皇权。自秦代以来，皇权是中国古代权力场域的核心，会对士人的仕进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能够服务、跻身于皇权系统之中，则是众多士子文人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由于辅政的将军幕主多是外戚，具有鲜明的代表皇权的身份特征，是皇权操控系统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士人们自然会仕进于其幕府之中，以更好地谋求仕途发展，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
汉代士人入仕将军幕府，还与幕主手握辟除权有密切关系。除贤良文学、明经、孝廉、秀才等察举诸科，辟除是中央公府与地方郡守选任僚属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又称“辟举”“辟署”“辟召”等。这里所说的“公府”是指丞相（司徒）、太尉（司马）、御史大夫（司空）三府；若加上大将军府，则称“四府”；又加太傅府，称“五府”。辟除制度在秦代已有所体现，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有相关的存证。《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云：“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12]62《法律答问》云：“郡县除佐，事它郡县而不视其事者，可（何）论？以小犯令论。”[12]127汉承秦制，大力发展辟除制度，尤以东汉为盛。其中，就公府辟除而言，据《后汉书·百官志》：“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4]3558-3559这说明在西汉初期，公府辟除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皇帝手中，其后权力逐渐下移，由公府掌握。其中，以丞相为代表的三府获准辟除权的时间应是比较早的。据卫宏《汉官旧仪》，元狩六年（前117），丞相已有“四科之辟”[13]37。而大将军获准辟除权的时间则较晚，应始于霍光辅政期间。虽然在制度上，各公府都有辟除权，但这种权力存在一个削弱或强化的问题。相较而言，伴随着皇帝对外朝丞相、太尉等权力的削弱与中朝权力系统的强化，大将军、骠骑将军等幕主的辟除权力越来越大。像霍光辅政时，“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皆召见。……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3]3271-3272；梁商“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进如李固、周举等数十人”[14]358；邓骘“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4]614；窦武“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㝢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4]2242个人仕进的发展是以权力的凭藉为前提的，在将军辟除权力强化的情况下，士子文人入仕幕府自然也是情理之事。
除辟除权外，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还有相当大的人才荐举权。汉代仕进制度的鲜明特点是荐举制，即由公卿、将军、御史、太常、司隶、州牧、郡守等根据朝廷下达的诏令，依据贤良文学、孝廉等相关科目的选拨要求、规定，进行人才荐举。其中，将军是相当重要的举主。但在昭帝之前，由于将军主要负责军务与战争，不承担行政职能，因此也就没有荐举权。昭帝之后，以霍光为代表的辅政将军因拥有了全面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也理应具有荐举权。《汉书·霍光传》载：“（霍）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3]2937《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后王废，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超迁。”[3]3042《张汤传》载，张安世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3]2650。这些材料反映的是将军在官吏职务晋升方面的荐举权。
至于在相关仕进科目方面，幕府将军获有荐举权至迟始于成帝建始三年（前30）。《汉书·成帝纪》载：“（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3]307关于将军在相关仕进科目方面的荐举权问题，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比较早的记载。又据《哀帝纪》，建平元年（前6），哀帝诏曰：“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3]338元寿元年（前2），又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宿夜忧劳，未皇宁息。……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3]343由这些史料可知，在制度上，自成帝以后，将军已成为相关仕进科目很重要的举主。
东汉时期，将军的荐举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载：“（永和三年）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4]268“（汉安元年）二月丙辰，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4]272《孝桓帝纪》载：“（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4]289“（建和三年）六月庚子，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4]294中国古代极其讲究政治礼秩，在书写相关官员序列时一般按照其政治地位或官职秩级依次排列。由上引史料可见，在荐举人才方面，西汉时大将军的位序在公、卿之后，而到了东汉时则居于首位，由位序变化即可看出大将军的荐举权日渐强化的趋势。
基于上述情况，获得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幕主荐举，必然能对士人的仕进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元帝时，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听从长安令杨兴的荐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3]3332。《元后传》载：“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3]4023《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4]614《窦融列传》载：“（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4]819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了大将军在士人仕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士子文人而言，入仕将军幕府要比其他仕进途径更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与可能。
综上所述，汉武帝之后，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将军幕府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它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握有辅政治事的大权。同时，汉代又实施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制度。因科目规定与名额限制，汉代相关察举科目无法满足士人的仕进需求。与之相比，将军幕府员额较多，幕职多样，能够为士人提供良好的仕进空间与机会。特别是，由于辅政将军多是外戚，具有代表皇权的特征，是皇权操控系统中的重要力量，且手握辟署、荐举权。在此政治制度下，士子文人为了仕途发展而入仕幕府，必然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就职事而言，幕主征辟、召请士人入幕的目的，主要是让其协助处理军政、行政事务，出谋划策，“职参谋议”，发挥智囊作用；同时，“典文章”[4]819，负责幕府文书事宜。在此情况下，士子文人立足于幕主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发挥文学特长，参与文事活动，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成为其主要任务。这自然导致了幕府文学集团的形成。像窦宪幕府，在当时“文章之盛，冠于当世”[4]2613，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创作场域与中心，形成了典型的幕府文学形态。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书行政制度视域下的秦汉公牍文研究”（21AZW004）；山东省高校“儒家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儒学转向与汉、宋、明文学新变研究”（2020RWC004）。】
注释：
[1]主要论文有刘德杰《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吴从祥《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田瑞文《东汉幕府与文人群体的地域走向》（《文艺评论》2014年第6期）等。
[2]关于汉代贤良文学一科的相关情况，可参看拙文《汉代对策文刍议》（《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3]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1页），设冀州、兖州、朔方、交阯等十三个刺史部（关于具体部名，可参见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其后，由于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 （《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406页），其职能、性质发生变化，于是绥和元年（前8），朝廷更名为“牧”，但“州牧”所辖仍为十三个州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当政，进行州制改革，“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7页），确立了十二州部。东汉建立后，光武帝虽曾对州部数量进行调整，增加朔方牧，恢复十三州制，但至建武十一年（35），“省朔方牧，并并州”（《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页），又恢复了十二州制。特别是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州牧势力过强，“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后汉书·百官五》，第3617页），自此之后，东汉州部总体上延续元始之制，几无变化，若加上司隶一部，故有十三部之数。
参考文献：
[1]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顾炎武著.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6]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李林甫等撰.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8]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1]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3]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M].周天游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袁宏撰.后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