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荣：《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两大贡献——有关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近代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问题，固然不能不考虑近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所遭遇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但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最有力的证据。立足这一“长时段”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其修身的个体人格理想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仍有现实资鉴意义，对人类文明也有特殊的贡献。
一、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战略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制定“文化强国战略”，重点研究和解决“三个不适应”的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从此开始到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各种重要场合被反复提出和强调，这是自184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这意味着“文化自信”已成为国家战略问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近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力地提升了国人的自信，也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保障。因此，从学术层面对文化自信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农业文明及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陶寺文化等遗址的诸多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尧舜时代并不仅仅是传说。纵观世界文明史，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变力无人可以否认。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有许多足以引发我们的自豪和自信。在此我们不拟一一展开，只想就如下的两个问题做一点讨论。
二、修身理论与个体人格理想
中国早期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与宗族伦理三位一体文化特征。其中的宗族伦理，原本是血缘宗族内部的道德规范。见于典籍记载、尧舜时期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是宗族伦理的最早的典型表述。在周初的礼乐文化大变革中，宗族伦理被扩展到其他宗族，用以加强和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则将经周初改造的“五教”，进一步扩展至全社会，使之发展为针对全体成员的美德伦理。如何使人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美德伦理，虽不始于孔子，但是把修身作为君子自觉、主动的行为，通过修身完善自我，更好地“齐家”“为政”，则是从孔子开始的。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修身不仅是宗族伦理和美德伦理的根本，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内核和基石，也是中国文化非常显著的一大特点。[1]
在孔子那里，通过不断内省而完善自我的修身，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与家国天下密切相关。《论语》中对此有很多的论述。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其中的“身正”“正其身”既是修身的结果，也是“为政”“不令而行”的必要前提。《宪问》“子路问君子”章“修己以安人”之“人”，汉代孔安国释为“朋友九族”，故本章中孔子论修身包含了由个人、宗族友朋到天下众人三重境界。可见，孔子所谓“修己”已经成为贯通家、国、天下的行为。到了孟子、荀子，更进一步明确了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都强调了修身作为家国天下之本的重要意义。《礼记·大学》则将修身按先后次序分为八个环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学者称之为“八条目”，儒家修身理论至此完全定型。对“八条目”，历代学者多有解说。近人熊十力说：
八条目虽似平说，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身与国家天下，虽分本末，而实一体。故修身之功，虽该乎齐治平，而反诸己身，实为根本。[2]
这一解说，将修身分为内、外之目，内修为个体的知识积累和德行修养，外修则是将此积累与修养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其中当然包含了以“孝悌”为核心的宗族伦理，但同时又要由“家”扩展至“国”，再扩展至“天下”，这是对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提出的要求。从孔子“尧、舜其犹病诸”的话可知，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是中国文化提出的个体人格理想，一般人虽很难达到，但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不乏“以修身为本”，在“齐治平”方面建立功业的仁人志士。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修身的意义，彰显修身的价值。不仅为中国文明史增添了光彩，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无数艰辛、挫折和挑战，却能长期稳定的重要凭依。
我们还应当看到，全民对修身立德的身体力行，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类未来的理想而言，也同样可以作为个体发展的人格理想。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但我们不能不说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以修身立德为基础和前提的自由，很可能发展为对他人自由的妨害和侵犯，这与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明传统也是相悖的。因此，只有修身与自由并行，才可能是人类的福音。这是儒家修身理论和实践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农业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的中国古代社会，原本很容易形成“小国寡民”的局面，但中国文化的另一伟大之处，还在于生活于血缘宗族及小农经济社会中的先贤，却不仅有“大一统”的思想，还构建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关这一理想，先秦时代的墨家、道家都曾有过探讨，但真正将之发扬光大，形成系统思想的还是儒家。孔子的仁学，原本就包含仁政在内，其中已有不少相关的论述。孟子则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但直到《礼记·礼运》，才借孔子之口对大同理想做了系统的阐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关于《礼运》的成书年代，学者们多以为不会早于战国末期[3]，也就是说，经过先秦诸子各家，尤其是墨家、道家和儒家的酝酿，到了战国末期，中国古代有关群体生活的社会理想终于初步定型。《礼运》作者认为，只有三代之前才达到了“大同”的境界，而三代只能称之为“小康”。按照《礼运》中所述孔子的原话，“小康”社会的特点如下：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运》所提出的理想社会，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历代的有志之士，或从思想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或在现实社会中展开不懈的实践探索。[4]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做了全新的发展，以我们的民族智慧为未来人类理想社会建构增添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随着这一“中国方案”的不断推进，我们对文化自信必将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总之，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历经磨难而生命力愈强的事实，是我们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础。儒家修身的文明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一大批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立身行事准则，德行高尚、爱国爱民的名臣、廉吏、君子、圣贤，对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发展中仍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在人类个体完善方面的重要智慧，则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儒家为社会群体生活设计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也为历代无数先贤所终生服膺，并不断传承、发展和创新，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资源，对族群和谐、国家治理，乃至当下国际社会秩序的重构，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现实意义。这两大文化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了超越时空、种族、国别的人文价值，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本文为“青岛统一战线智库2020年度立项课题”（立项编号：QDTZZK2020YBA23）成果。）
注释：
[1]刘怀荣《中国文化的早期生成及特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2]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熊十力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3]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9—245页。
[4]丁涵《大同理想的发生与传承》，《青岛文化研究》第四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3页。
（原刊于大众网2021-07-15“理论之光”，光明网2021-07-15转载。）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