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 要：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海洋镜像”是绚丽的文学现象。“海洋镜像”具体表现为军事镜像、商业镜像、生活镜像、通俗文学镜像四个维度。海上军事题材作品大量涌现，扩大了文学疆域、深化了表现内涵；广东地区《竹枝词》创作形成规模和传统，聚焦海上贸易场景、人物形态、货币流通样态；海洋镜像借助海上交通、洋货器物、精神信仰等层面，向日常生活渗透；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出现新的叙述特征，亦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关键词：海洋镜像；明清之际文坛；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周庆贵，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郑和七下西洋，规模、声势、影响盛极一时，对明清文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清易代，虽受统治者政策、倭患侵扰和东南沿海局势影响，但海上丝绸之路却未断绝。明清之际，政局波澜壮阔，风云诡谲，“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坛焕发出绚烂生机，在诗、词、文等雅文学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领域皆取得了可观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就闪耀着海洋光影，呈现出海洋镜像，在古老而活力不歇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创作、传播和被接受。就这一文学现象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明清之际文学内涵和时代特色的认知和把握。
为此，笔者根据明清之际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的显著特征，将此时期文坛的“海洋镜像”粗略分解为四个层面：一、军事镜像；二、商业镜像；三、生活镜像；四、通俗文学镜像。明清之际，受政局影响，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广阔海域，横亘着两大矛盾：一是海战与海靖，二是海禁与海通。在矛盾的交织、演进过程中，文学成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关于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海战与海靖”构成军事镜像，“海禁与海通”构成商业镜像。在军事镜像与商业镜像的影响下，“生活镜像”相应产生，尤其在海靖与海通的稳定和平的时空中，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民间海上交通航行通达，海洋信仰亦获得较大程度发展。另外，明清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之发展亦有力地构成了“通俗文学镜像”，这对通常以诗、词、文等雅文学所呈现的以上三种镜像是较为全面、生动的补充。
明清之际军事著作的大量涌现扩大了文学疆域，深化了文学表现内涵。该历史时期的海战隐患主要来自倭寇侵扰以及清廷与台湾郑氏等抗清力量的交锋。抗倭斗争是明中期以来的一大社会主题。胡宗宪、戚继光所领导的抗倭斗争在历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事实上，其抗倭斗争的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幕府中广大文人的贡献。据考证，戚继光幕府中幕僚多达数十人，创作了大量海洋题材作品，其中海洋军事著述尤为瞩目。戚继光本人即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等著作。在《纪效新书·总叙》中戚继光说：“若夫阵势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贼出没之情状，以形措图，以熟愚民分合之势，以教畎亩初用之官，随敌转化；苟用之异地，是诚难免父书之忧也。”该书乃戚继光“官浙江参将时前后分防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等地，练兵备倭时作”[1]。故其具有鲜明的沿海地域特色，移用异地恐有不妥。书中特列《水兵篇》，以应对水（海）战。“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代名将的豪情壮志倾注海疆。
满清入关，明朝覆亡，东南沿海陷入长期动荡。后人总结明亡之由和满清蹂躏中原之罪状多将目光投向沿海。朱舜水在日本著《中原阳九述略》，其中《虏势二条》分析：“今所防者，浙闽边海而已，内陆义师未敢突起，已自络绎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诸营，甚至半年无饷。”[2]《虏害十条》历数满清蹂躏中原十大罪状，其中“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签发舵梢之害”，此三条皆关海事[3]。朱舜水《避地日本感赋》诗，亦难避开海洋镜像，“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园”（其一），“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其二）。填塞其眼帘的海洋镜像满是山河破碎、苍茫悲凉的故国之思和漂泊无依的异乡之叹。
“天留一岛作华夏，茫茫海外长相望。”[4]清廷与台湾郑氏的军事对抗长达数十年之久，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平定台湾，东南沿海战事才彻底结束。闽海沿线是主战场。此间众多的军事幕府实际上也是卓越的文学幕府，故幕僚的文学创作对战时生态的记录就显得格外突出，格外有价值。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响应吴三桂，进攻江西、浙江、广东，并邀台湾郑经攻打潮州等地。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升江南无锡知县吴兴祚为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自此，吴兴祚幕府在平定台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闽南、岭南的文学和文化繁荣亦做出巨大贡献。几乎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能在众幕僚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记录。《潮州府志》卷四十载吴兴祚《重建广济桥碑》云：“康熙二十一年，予以福建巡抚，奉命总督两广；明年，巡视海滨，遵碣石卫而西，至潮。”“巡海”被视为大战在即的信号，因而在幕僚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万树有《宴清都·新正六日公宴，时大司马将有巡海之行，幕中宾徒辞归者将二十人》[5]，又有《望海潮·八日送大司马巡海》[6]；吴棠桢亦有《望海潮·八日送大司马巡海》词[7]。记录战场情状之作尤多。万树《南浦·共岳忠标登平远台，在福州》一词追忆在福建从征的惊心动魄：“莲府从征人去，虎盾墨花流。赢得铁衣生虮，博一方、金篆伴吴钩。想帽边飞炮，箸前落镞，魂碎白螺舟。”[8]杜首昌在七律《上大司马吴开府伯成》一诗中表达对吴兴祚的钦佩，颈联、颔联云：“一代望隆泰斗并，八闽烽靖海天长。循良首叙群聊率，智勇全罗大幕张。”[9]康熙十九年（1680），“饥躯奔走”[10]的金烺入吴兴祚福建幕府，作《金明池·上吴大司马伯成公》：“九叶金珰，三千珠履，开府中丞棨戟。铃阁外、组练山河；柳营中、樽爼几席。看频年、烽燧全消，却岛屿、鹅鹳鲸鲵咸息。更横海楼船，伏波铜柱，万里梯航重译。”[11]明遗民吕师濂辗转吴三桂、耿精忠、吴兴祚幕府，其《答友》诗云：“夜半草完平海檄，舵楼寒月白于霜。”俞樵亦有《楼船将军歌》。“楼船”意象屡见不鲜。类似记录海战情势与海靖颂歌的作品不胜枚举。要而言之，幕府文人群体是此际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推动了军事镜像的建构。
康熙元年（1662）二月清廷“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次年再迁。结果“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误出墙外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12]。康熙四年（1666），湖北李中素游幕岭南，作《廉州竹枝词》（其九）：“烟墩远设大洋滨，处处频将海禁申。市上能容卖珠客，港头只捉打鱼人。”[13]记录了海禁时期的状况。但事实情况则是海上贸易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高额的商业利润导致海上贸易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康熙二十一年（1682）李士桢任广东巡抚，其《抚粤政略》即云：“自康熙元年奉之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达等勾结党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银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可得利四五十万两。”沈上达本是尚可喜藩王府的幕僚，任贸易总管。他依仗藩王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视“禁海令”，私开海上贸易。由于沈上达精通商务，懂葡语，且资本雄厚，遂组织了一批贸易商人，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直接出海贸易，获得高额利润。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由湖广下江陆道道员升福建按察使。上任伊始即着手审理通海案。“通海”案狱频起，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14] “通海”案频起从另一角度说明广大渔民对通海的迫切需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平定。次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广州）、闽（厦门）、浙（宁波）、江（上海）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是年春，屈大均《翁山诗外》作《广州竹枝词》7首[15]，其四：“洋船争出是官船，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其五：“十字钱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门盘。东西洋货先呈样，白黑番奴拥白丹。（原注：白丹，番酋也。）”描述了开海通商后立竿见影的繁荣景象。朱树轩《羊城竹枝词》：“番舶来时集贾胡，紫髯碧眼语喑呜。十三行畔搬洋货，如看波斯进宝图。”江仲瑜《羊城竹枝词》：“夷商交易用洋钱，万里来瞻上国天。货物到关齐纳税，海珠湾泊火轮船。”一时间，广州成为清朝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前，来华贸易的欧洲人几乎都在广州贸易，其中英国、荷兰、瑞典等国都维持有相当长时间的垄断性贸易公司。”[16]这造成粤海地区竹枝词创作的繁荣。
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七首开风气之先，为后世描写港口贸易的《竹枝词》创作奠了基调，影响深远。清中叶定海进士陈庆槐《舟山竹枝词》（其一），云：“闽商蛮语杂钩船，岁岁渔期入市游。昨夜西洋估客集，海风送到大红头。”与屈大均的前作相较，风貌如出一辙。清代广州的《竹枝词》连同吟唱“十三行”的篇章，多聚焦于海港贸易时繁荣忙碌的市场景象、人物形态、货币流通样态等，这也是清代其他港口城市的诗歌较为普遍的题材，可视成为一项文学传统，在诗文中持续地编织着商业镜像。
伴随海靖与海通局面的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红利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按照从航运交通、物质享受再到精神审美的接受顺序，“红利”主要体现在三个具体领域：第一，海上航行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二，海外物品、器具进入特权阶层的日常生活；第三，伴随海上贸易的迅猛发展，中国人对海洋的由来已久的恐惧感逐渐淡化，进一步突出并巩固了对海洋的信仰崇拜。
海靖与海通不仅刺激了商业贸易的迅速繁荣，而且为私人海上航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屈大均《沙子游草序》[17]记录了一次里程漫长而路线娴熟的私人航行事迹。开篇即云“尝闻闽越之人，工为海贾，来往东西二洋，倏忽数万里，若过衽席。岁以为常，盖习俗使然，非好奇也”，随即讲述了福清沙子雨的航行事迹。“子雨为名诸生，非海贾，比而辄乘昆仑之舶，蹈不测之渊，与鰌鱼争其出没，与昆（山屯）逐其沉浮。遂东至于日本，西至于暹罗，满剌加诸国，以求其父之所在。……又南游交阯以求其兄，至鬼门之关，铜柱之界，则跣（尸二）守隘以无符信，逡巡不得前。……今岁甲戌春，囊其书策，从宁波泛海八日而至琼厓，又泛海五日而至穗石，将取道邕州，再趋交阯以求其兄焉。”一位“非海贾”的儒生，海上航行达到日本、暹罗、满剌加、交阯、宁波、琼厓等地，其航程之远令人赞叹。这表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从商人到平民皆习以为常。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航行体验已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营养。文中沙子雨“途阻新江坪”，“向马流子孙泣赋二诗而返”。屈大均评价道：“子雨喜为诗，所至留题山川风土，纤秾毕写，其著诸篇者五七言各体，吐鸡含凤，皆可以歌以诵也。”并作《送沙子雨浮海之日本》诗二首[18]，“东浮穷日出，海舶望如山。五月开洋去，三冬趁国还。省亲暘谷外，题赋岛夷间。”（其一）“甚欲求徐市，从君上白艚。平生浮海志，梦里是波涛。”（其二）事实上，屈大均本人确有“浮海”经历，康熙二十六年，海南定安县知县张文豹、教谕梁廷佐请屈大均修《定安县志》，屈大均遂有《浮琼海》（三首）[19]记录了渡琼州海峡的情景：“风帆朝自石塘开，白浪如山万里来。白是海天青是水，茫茫不辨有琼雷。”（其一）“岛屿沉浮一点青，鸡声仿佛在空冥。断虹一片天边起，乱落风帆向翠屏。”（其三）不难想象，当时海上交通已非常普遍。我们可以说，一方面，私人航行者就所到之处记以诗文，丰富了文坛创作；另一方面，大量的海上体验、纪闻、传说则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素材。
作为生活的新鲜趣味，海外植物、器具在中国沿海地区日益常见，逐渐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屈大均作为一位优秀诗人，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新颖题材。其《西洋菊》云：“枝枝花上花，莲菊互相变。惟有西洋人，朝朝海头见。”《玻璃镜》其一云：“谁将七宝月，击碎作玻璃。绝胜菱花镜，来从洋以西。”其二云：“铸石那能似，玻璃出自然。光含秋水影，尺寸亦空天。”《粤东游记》：“粤东菊种类甚夥，如雉尾、龙鳞之数。”《广东新语》卷15：“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矇。又以玻璃为方圆镜，为屏风，昔汉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20]
与寻常百姓家不同，海上丝绸之路为特权阶层提供了奇珍异宝和美酒珍馐。这无疑丰富了生活镜像的内容。当时高官府邸是享受这一红利的近水楼台。在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府中，灯火辉煌，一场场似乎永不落幕的宴集雅会、诗歌唱和正在上演。吕师濂《齐天乐·五日宴锡祉堂》云：
今朝刚是天中届，乡心忽飞天外。北海风高，延陵谊古，雅设琼筵恭待。登柈物怪，却都产龙宫，故屏虾菜。椀内香醪，亦从番船万钱买。 堂深帘静日久，命分行左舞，右歌相赛。黑鬼盘跚，红儿䆗窱，喜得宾僚无奈。擎犀掷采。竟醉倒朱家，竹床眠在。（原注：朱别驾大醉即鼾卧堂西。）起看新蟾，半弯沉醉霭。[21]
盘中的新“怪”食物，让“虾菜”失色，碗内的“香醪”美酒也是从“番船”花费万钱购得，无不是海上贸易所赐。歌舞助兴，“红儿”、“黑鬼”混杂，黑鬼应是海外的黑人奴仆。参与此盛宴的幕僚万树亦作《齐天乐·五日宴锡祉堂》，有句云：“桑到供丸，蔹蒸取液，欲趁良辰收炼煉。山颓玉软。笑客醉人扶，簟纹先展。”[22]金烺《南乡子·五日公宴锡祉堂，同留村先生、药庵家岳、红友、黍字、集之、韩若、雪舫分赋》[23]：“作客海南边，佳节欣逢乐盛年。酒泛蒲香，浮绛雪。中天塔影，层空荡日圆。 幕府设华筵。十五平头小伎妍，檀板徵歌催。昔昔，嫣然。墙角蕉阴翠色悬。”又作《齐天乐·端州署中逢端午》[24]：“玉蒲酒泛，任杂坐，嘉宾觥筹错乱。箫鼓城头竞飞，龙舸浪涛溅。”同样记录了吴兴祚幕府葡萄美酒、红巾翠袖、宾主尽欢的盛大宴会场景。面对如此奢华的描写，毛西河评金烺此词：“贤主嘉宾欢歌笑语，是一幅西园雅集图。”[25]
生活镜像还进一步体现在人们对海洋的精神信仰层面。屈大均《南海庙作》[26]其一：“金银宫阙映朝暾，火帝南兼水帝尊。万里朝宗来百谷，中华形胜尽三门。云开帆席洋船过，月出楼台海市屯。元气茫茫全化水，不知天外有渔村。”描写海庙景致，海神守护着“洋船过”“海市屯”的平安与繁华。其二：“南越人祠尽祝融，章丘平处有行宫。三江水到扶胥大，万里天归涨海空。潮汐旧从狮口入，帆樯新与虎门通。天留一岛苍茫外，可惜田横事
终。”其三：“扶桑影逐海云过，蜃物春来变怪多。日暖羊城来士女，月明龙户有笙歌。家家水帝祠南海，岁岁天朝使暹罗。汉将神灵铜鼓在，风吹音响满沧波。”屈诗记录了当地人“祠南海”的习俗和热闹场景，并寄寓故国之思。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是古代帝王和劳动人民祭祀海神的场所，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地标。屈大均《哭亡儿明道》[27]：“忆从南海帝，祷得石麒麟。德薄难留汝，门寒每畏人。徒然劳岳渎，不得照星辰。夭折皆予罪，从何赎此身。”诗中自注：“先是予祷波罗庙，因生亡儿，予以金大书“南海之帝”四字于额，以答神贶。”从中可知，至少在屈大均所处时代，南海神的信仰范围已经不限于海涛之事，而广泛进入到了保佑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中。这无疑是海洋信仰的扩展与升华。清代大臣王渔洋奉命南下广州祀海，曾在珠江岸边瞻拜天妃。[28]郑和下西洋期间多次至天妃宫祭祀妈祖，并在航行途中广为建筑天妃宫。对海洋的信仰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向推动，明清之际已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普遍性和稳定性。
以上论述中，以传统诗、词、文为代表的雅文学全面参与到海洋镜像的文学生态构建进程，不再赘述。以下我们将主要探讨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创作中的海洋镜像。
毫无疑问，上文述及的酒宴上的奢华物品距离寻常百姓家自然尚远，但如此新奇的“传说”足以调动市井百姓的欲望。这为小说家创作提供了灵感，为小说叙事意图的达成提供了新的途径。虽然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明话本小说中即多出现海洋贸易的叙事背景，然而在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中西洋物件越来越常见，甚至在一些小说作品中成为叙述的枢纽所在，对于推动故事情节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则是明清之际小说发展的新的要素特征。
李渔是明清之际最为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同时，商人的身份属性使得他对于小说的新颖性、艺术技巧更为注重。《十二楼》是李渔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宜夏楼》[29]以西洋物件“千里镜”为叙述的关键，为叙述意图的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瞿吉人借用“千里镜”窥视娴娴小姐的日常起居状况，冒充神仙来谋姻缘，最终依靠“千里镜”的神奇功能通过多番考验，二人喜结连理。“一日，（吉人）同了几个朋友到街上购买书籍，从古玩铺前经过，看见一种异样东西摆在架上，不识何所用之。及至取来观看，见着一条金笺，写着五个小字贴在上面，道：西洋千里镜。”吉人扬言“不上一年半载，就叫他建立奇功，替我做一件终身大事。”喜结连理后，夫妻二人“就把这件法宝供在宜夏楼，做了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时礼拜。”故事新奇巧妙。“西洋千里镜”为作者、传播者、接收者的心理需求重叠、交汇、共振提供了契机。[30]该篇小说中还顺带介绍了“显微镜”“焚香镜”“端容镜”“取火镜”，颇似西洋镜的科普。
我们也应看到，同时期小说家对海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并不同步，运用方式也因人而异。张法在《怎样建构中国型海洋美学》中指出中国文化中海洋具有“夷”“荒”“奇”三大特征。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进，“荒”逐渐淡化，“夷”虽然较长时间存续，但“奇”已是最主要特征。《聊斋志异》因其关注点在“异”，仍聚焦于海外环境的笼统的陌生化之“奇”，而如《宜夏楼》之类较为前卫的通俗小说则将关注点具化到海外物件之奇上。蒲松龄《聊斋志异》约有10篇涉及海洋的作品，海上情节简单，多作为小说叙述的宏观背景。这和蒲松龄主要活动范围处于内陆有一定关系，而李渔频繁往来于金华、杭州、南京等近海城市，两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接收有一定差别。这从一定程度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对中西方文化的沟通和灵感输送起到重要作用。
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繁荣期，其展现出的“海洋镜像”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文学上的“海洋镜像”折射出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应该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加以考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虽然有过短暂的离席，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为全球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仅就明清之际文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中呈现的“海洋镜像”做一浮光掠影式的总括分析，文中所及各部分的系统研究还有待深化。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尚有若干重要问题未涉及，比如：地理位置优越的台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其文学生态表现如何？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经东海接日韩）与文学有何联系？云贵地区文学自有其特点，如何走出研究的边缘化视界加以考量？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区域间的文学交流互动机制如何？这些都是明清之际文坛“海洋镜像”的重要内容，有待研究者深入探讨。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热烈响应，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也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近年来，不少学者纷纷表示，丝绸之路研究中“文学艺术”不该缺席。[31]刘跃进先生在《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讨论了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记忆，并指出“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确实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32]，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这一文学研究思路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
注释：
[1]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5页。
[2] 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3] 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页。
[4]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9页。
[5]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96页。
[6]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08页
[7]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73页。
[8]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91页。
[9] 杜首昌《绾秀园诗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0] 金烺《绮霞词》，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205页。
[11] 金烺《绮霞词》，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225页。
[12] 屈大均著，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13] 李中素《廉州竹枝词》，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第6册），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
[14] 朱丽霞《吴兴祚幕府文学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15]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57-958页。
[16] 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7] 屈大均《翁山文钞》卷1，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8]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8页。
[19]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9页。
[20]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9页。
[21]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47页。
[22]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90页。
[23] 金烺《绮霞词》，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267页。
[24] 金烺《绮霞词》，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268页。
[25] 金烺《绮霞词》，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7版，第268页。
[26]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59-960页。
[27] 屈大均著，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75页。
[28] 朱丽霞《海上丝绸之路与十七世纪太仓文坛》，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1页。
[29] 李渔《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30] 许建平《意图叙事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1] 黎羌《丝绸之路研究中“文学艺术”不该缺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4日，A04版。
[32] 刘跃进《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9月8日，第7版。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