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军：《春秋战国时期“黄海渤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基础探究》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 要：“黄海渤海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胶东地区与辽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交流通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早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在后世的秦汉、魏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繁荣，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黄海渤海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连通东北亚经济、文化、技术的海上通道的形成，是以齐国不断扩展的疆域与综合国力为政治基础，以自古以来积累的造船、航海技术为技术基础，以得天独厚的岛屿为地理环境基础，以发达的纺织业为经济基础。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形成基础；春秋战国；齐国
作者简介：王政军，青岛农业大学齐民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齐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陆地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是今天“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概念基础和文化象征[1]，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在西汉形成的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的陆上通道，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时间要远早于陆路上“丝绸之路”，又可细分为南北两条，北方的一条是“黄海渤海海上丝绸之路”（简称“黄渤海丝路”），从山东半岛出海，渡渤海、黄海到达朝鲜半岛或日本列岛；另一条是“南海丝路”，由广州、泉州或明州等港口出发，渡南海、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最终抵达波斯湾沿岸。[2]其中“黄渤海丝路”的开辟又早于“南海丝路”，逄振镐认为“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起，具有发达航海业的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之间的‘循海岸水行’的海路就有可能开辟。”[3]（图1）刘焕阳认为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开辟了从山东半岛海港起航，通达朝鲜、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比汉武帝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早500年。[4]本文就春秋战国时期“黄渤海丝路”形成基础进行探究，分析这条历史最为悠久、沟通古代东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形成的政治、技术、地理、经济基础。
图1 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循海岸水行路线”
一、政治基础——齐国逐步扩展为东方大国
西周时期齐国疆域稳步拓展。《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营丘本为殷诸侯蒲姑氏的封地，周边分布着东夷部族小国[5]。（太公）“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可见，齐国立国之初，周边的环境并不安全，而且疆域也很小，《孟子·告子》载：“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齐国在西周初封时疆域方圆不足百里，且处于戎夷之间、远离宗周，所以召康公赐齐侯征伐之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6]齐国成为西周王国的东方屏藩。成王时赐齐地五百里，郑玄《诗谱·齐谱》曰:“齐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这个面积是涵括了齐国的征伐之地，其实际疆域要远小于五百里。整个西周时期，齐国在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国策的指导下，国力不断增强，在周天子的支持下，齐国疆域处于不断扩展中。
春秋时期齐国疆域抵达黄海之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势力大弱，齐桓公以管仲为相，锐意革新，国力大增，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代天子以行征伐。《史记》记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首霸。随着齐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加快了兼并周边小国的步伐，大幅拓展了疆域。《国语》载“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荀子》记载“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韩非子·有度》载：“齐桓公并国三十。”《管子·小匡》记载其疆域为：“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7]岱阴，即今泰山北。济，即古济水，齐境之济水相当于今黄河。海，当指今渤海。纪，为纪国，都城在今山东寿光县南纪台村[8]。之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城，望文山……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而泰式始从。”使齐之疆土进一步开拓，故《管子·轻重丁》载“管子问齐桓公曰:‘敢问齐方几何里？’桓公曰: ‘方五百里。’”后世齐景公时期，齐国疆土扩展至“聊、摄以东，姑、尤以西”。聊，在今山东聊城市西北；摄，今在平西；姑，即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姑河；尤，即今小姑河。大致上扩至今山东冠县、临清市以东，大沽河以西。春秋后期，齐灭莱，取得东莱地区，使其东疆达到黄海之滨。
战国时期齐国地方千里。战国时期，齐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齐国君王奉行“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指导思想，大力开拓疆土。《战国策·齐策》记载：“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至战国末年，齐之疆土，北达到今河北中部的大城、任丘、徐水等一线与燕国为邻；西达今河北南部晋县、威县及河南南乐、范县一线，与赵、魏为邻；南达河南唯县及江苏北部徐州、睢宁等一线，与魏、楚为邻。东部占有整个山东半岛。成为东西、南北各千余里的辽阔国家。山东半岛在西周至春秋时期都是齐国统治、征伐、管控的区域，春秋末期至秦国一统，为齐国的实际统治国土，这为齐国开辟“黄渤海丝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技术基础——造船、航海技术的积淀
造船技术的演进。“见窾木浮而知为舟”，华夏先民们先最开始是利用漂浮在水面上的树木作为水上交通的工具，后将木或竹并联成筏，《越绝书》载：“方船设泭，乘桴洛河。”泭、桴皆指筏子[9]。中国古代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制造舟楫。大禹治水的时代，就已经能够造船，《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吕氏春秋》记载“禹自涂山南省南，舟济于江，黄龙负舟”，《尚书·益稷》记载“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昬垫，予乘四载，随山舟木”。以上史料说明夏禹治水的时候，已把船用于治水了。
到夏代，已制造出能出海的船，《太平御览》卷八二记载：“后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夏朝利用舟船进行海上交通、捕鱼的技术已经成熟。《帝王世纪》中有夏桀“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的记载，夏桀和诸嬖妾所乘的浮海之舟，应当是船体较大、稳定性较好，属于榫卯结构的长方形木板船。这一时期的航海工具已经脱离了木舟与浮筏阶段，“山东沿海一带，在夏代就可以在大海里做远距离的航行了”[10]。到了商代，造船技术大幅提升。《尚书·说命上》记载：“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说明当时造的船已可渡“巨川”。《准南子》记载“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龄舟而浮于江湖。”意为王不能同百姓一样乘小船渡河，即已有专供王乘坐的大船了。章巽教授根据箕子出走朝鲜之事，认为“商朝一代已超出近海，而在渤海以东发展了海上交通”[11]。周武王伐纣时，曾用 47 艘大船运送军队，《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前1059）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孟）津”。到了西周，造船业和水上交通运输有进一步发展。《诗经·大雅·大明》记载“迎亲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说的是周文王时期，已可用船搭成浮桥去迎娶新娘；《尔雅》记载“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其中，“造舟”为用船搭成的浮桥，“维舟”为并联四舟，“方舟”为并联二舟，“特舟”为单舟，“桴”为筏子，说明船种类多样，用途明确。西周时期已开始出现了主管舟船的官吏，称“舟牧”，《礼记·月令》记载“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舟牧的主要职责是为天子检查乘船的质量，保障安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经形成发达的造船业。其特点一是规模大，造船种类多。以战船为例，齐国能制造“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系列战船，并组成编队征战于海上[12]，与吴越等国一争高下。加上用于发展商业的商船和渔业用船，齐国拥有完整而庞大的造船体系；二是技艺高。齐国造船，采用了船体铁钉金属拼接工艺，船表用铅皮、麻布、油灰填缝，增加船体的强度与寿命[13]。西汉古籍《说苑·正谏篇》记载：“（齐景公）渤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从侧面证实了齐国的船舶的坚固性、舒适性与航行规模。
考古发现也同样证明胶东半岛悠久的造船历史。20世纪80年代，庙岛群岛大黑山岛上，发掘出一艘木残船与残桨，船板加工平整，厚约5厘米，板块采用榫卯联结，船桨已与近代大体相同；在南长山岛浅海打捞出3具哑铃形石锚，最大的长约1米，该锚能稳住排水量6吨左右的船只；90年代，在荣成郭家村出土了一具3.9米长的独木舟，为迄今国内最早的独木舟实物。经专家考证，残船、木浆和石锚证均为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物，独木舟的年代约为龙山文化晚期至商周时期。理论上来说，榫卯结构的海船应比独木舟出现的时间要晚。荣成郭家村出土的独木舟应该不是最早的，专家推测胶东半岛开始制作独木舟的年代应在大汶口文化时期。[14]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了胶东半岛商周之前先进的造船技术。
我国先民最初的航海活动，应该萌始于旧石器晚期，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中就发现了海洋生物骨骼。古籍中，《物原》记载“燧人氏以瓠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夏禹作舵，加以篷、碇、帆、樯”。“瓠”即葫芦，“桴”为木筏或竹筏。另《事物绀珠》载“禹效鲎制帆”，虽为传说，但“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形式之一”[15]。上文提到的夏芒“东狩于海”和夏桀、妹喜“同舟浮海”说明夏代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航海技术。《诗经·商颂·长发》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可知3700年前的商族第3任首领——相土，其活动范围已到达了黄渤海一带，并且与“海外”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诗经·商颂》也记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商人势力达到海外。殷墟遗址中出土的鲸鱼骨、大龟、蚌壳等物品，也印证了商朝人频繁的航海活动。另据殷墟卜辞记载，商人已能通过太阳的方位来确定时辰，其中“旦”、“中日”、“昏”三个时辰的太阳位置具有导航价值[16]，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可推测商人在当时具有观测星象的能力，很可能已掌握了依靠日月星辰的导航术。宋镇豪认为：“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17]根据卜辞记载，帝辛（商纣王）征讨人方时，曾两渡淮水至齐，而后循海南行，部队规模为3000至13000人，要涉海运输如此庞大的军队，没有发达的航海技术是无法实现的。[18]
在西周时代，山东半岛东部居住着强大的莱夷，周灭商后，“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在太公“因共俗，简其礼”国策的指导下，齐国大量吸收莱夷的经济、文化、技术等成果，当然也包括航海技能。至春秋时期，齐国逐步富强，不断兼并东夷诸国，版图不断扩大，春秋末期，齐国的疆域已北达渤海，拥有众多优良海港，公元前 567 年，齐国征服莱国，使齐国成为控制环山东半岛以及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景公曾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方于琅琊。” 转附即今烟台芝罘，朝舞即今威海成山，证明了齐国已经建立了从山东半岛北部出渤海海峡，再沿黄海沿岸南下一直到胶州湾的航路。
三、地理环境基础——庙岛群岛等岛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
庙岛群岛成为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海上驿站。庙岛列岛由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庙岛等21个岛屿组成，像一串珍珠项链，连接了胶东与辽东半岛（图2），群岛南距胶东半岛的蓬莱3.5海里，北距辽东半岛老铁山23海里，相邻岛屿间的距离都在20海里以内，可隔海相望。庙岛群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胶东与辽东往来的天然通道，先民们凭借独木舟等航海工具就能横渡渤海湾，“庙岛群岛就像一个个驿站，为独木舟提供了休息、补充淡水和给养的场所，以保证独木舟越过渤海湾到达辽东半岛”[19]。早在5500年前，属于新石器文化的紫荆山下层和北庄二期，胶东和辽东地区就开始文化接触[20]。到了夏代，胶东半岛的先民继承和发展了两个半岛间的传统航路，如上文提到的4000年前的石锚，以及在北隍城岛西北发现的陶鬶、大钦岛东发现的三足深腹盆等文物，都能够证实夏代两个半岛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密切。庙岛群岛已发现了20余处原始文化遗址，均与胶东地区同时期遗存面貌一致，同时也发现了来自辽东半岛的筒型罐，此罐在胶东地区却很少见，“如辽东那种数量最多，富于特征并一脉相承的筒型罐，已在两大半岛之间的庙岛群岛上发现”[21]，说明庙岛群岛早已成为胶东、辽东半岛交流的桥梁与文化交汇点。
图2 庙岛群岛的地理位置
胶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黄渤海丝路”的地理环境基础除了庙岛群岛之外，黄海以东的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也有巨济岛、对马岛、壹岐岛等岛屿相连。朝鲜半岛南岸和日本对马岛之间的海峡宽仅27海里，其南的对马海峡，即对马岛和壹岐岛之间的海峡宽仅25海里，这就使先民们在史前文化时期同样可以利用简单的航海工具来实现从胶东半岛出发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列岛的“循海岸水行”航路。从威海荣成石岛湾至朝鲜半岛的仁川，只有94海里，在顺风的情况下，即使驾乘独木舟，一昼夜即可到达。因而，胶东地区与朝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就通过海路开始了交流往来，是有地理环境支撑的。[22]
在东海方士仙道文化的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胶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也发展起来。《管子·揆度》记载：“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筴，可得而闻乎？”“筴”通“惬”，七䇲为天下最好的7种商品，管仲将产自朝鲜的“文皮”，即虎、豹兽皮，与其他地区出产的珠宝、玉器并列为天下最好的7种商品，“朝鲜之文皮，一筴也”。齐国从朝鲜输入“文皮”（用毛皮制作的衣物），价值千金，而且“文皮”不只有商业价值，还是重要的政治资源，《管子·轻重甲》记载：“朝鲜不朝，请文皮、惩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说明齐国与朝鲜的“文皮”贸易，是促使朝鲜来朝的一个重要手段。
考古发现方面，白云翔根据韩国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推断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吴越地区已经形成了到达朝鲜半岛的成熟航线。即从长江口出海，沿黄海西岸海北航，经海州湾，以庙岛群岛为中转，穿渤海海峡，经辽东半岛、西朝鲜湾，南下经江华湾，可抵朝鲜半岛西南部。[23]这条联结吴越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相当大的部分与齐国至朝鲜半岛的航线重合在一起。也证明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畅通的。
陈炎根据从日本出土的铜铎，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海航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胶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人朝鲜和日本。”[24]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胶东半岛已经形成了对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成熟航线，独特的地理优势是这些航线开辟的重要地理基础。
四、经济基础——齐国发达的纺织业
“黄渤海丝路”的开辟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不像张骞通西域那样，由官方以“出使”的名义打通，而是由民间的百姓移民、商民出海而自发形成的。“黄渤海丝路”形成以后很长时间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技术发达的山东地区向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传播，齐地发达的纺织业为海丝路提供强劲的经济动力。
齐地的纺织业在远古时代就非常发达，当时齐地主要包括兖州、青州的大部分地区。《尚书·禹贡》载，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即指绫罗一类的丝织品。青州“厥贡盐缔，海物惟错。……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其中的“缔”是指细葛布，而“檿丝”即指柞蚕丝。说明当时齐地的纺织品“织文”、“缔”与“檿丝”已经闻名于世。有学者认为“齐”这一地名与该地区的纺织业有密切关系。[25]从纺织原料上看，齐地用于纺织的主要原料有两大类：一是麻、葛、纻等植物纤维，二是蚕丝。麻、葛、纻纺织成布，《小尔雅》记载：“麻纻葛曰布。”大麻和纻麻都是优良的纺织原料。蚕丝纺织成丝绸，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岳石文化层出土的3件夹砂残陶器底植物印痕，经专家鉴定为柞栎，其叶为山桑叶，结合古文献的记载可知齐地盛产山桑。泰安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纺轮31件，其中石质26件、陶质5件，出土于20座墓中，说明当时纺织生产的普遍性。出土骨针20件，长的达18.2厘米，粗者7毫米，最细者1毫米，针鼻只可穿过细线，与现在的缝衣钢针相当。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齐地先民已经普遍使用了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且骨针的制作十分精良。另据考古发现，山东三条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底部印有的布纹为每平方厘米为8×11根，经稀纬密。山东潍坊鲁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陶罐底部平纹布纹，经纬线密度达9×11根。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布纹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可达10×11根。已与近代农村自织粗布的密度相当，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齐地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桑麻等农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养蚕、缫丝、织造、练染等技术也不断提高，纺织业成了春秋战国各国富民强国的重要行业。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国，因“太公劝其女功，极其巧……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成为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汉书·地理志》记载“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晏子春秋·外篇》记载:“景公赏赐及后宫，文绣披台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齐景）公衣黼黻，素绣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考工记》注：“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齐景公穿五种颜色的丝绸衣服，可见齐国丝织品数量的丰富和质量的上乘。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原料有丝帛、麻布、葛布等，而以丝麻最为常见，其中丝织品有绢、罗、绮、锦、绣、纱、纨、缣、縠、缟、绡等20多个品种，丝织品的产量、数量和质量居列国之首[26]。其中“冰纨、绮绣、纯丽”等名品，畅销列国。纨为平纹类细密丝织品。《释名》载：“纨，涣也，细泽有光，焕焕然也。”“冰纨”是纨中上品，《汉书·地理志下》载：“冰纨，纨细密坚如冰者也。”绮为高档的丝织品。《战国策·齐策》载：“（君之）下宫（仆妾）糅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高档丝织品不但满足了齐国贵族的需要，而且连贵族的奴仆都能穿用。锦是“织彩为文”的彩色提花丝织物，是丝织品中最精致绚丽的珍品。锦因制作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故《释名》有“其价如金”的评语。20世纪70年代，在齐故都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发现了一批绢、锦以及刺绣的残片，其中的锦为典型的两色织锦，在织造工艺方面已臻于成熟，远比辽宁朝阳西周早期墓中的织锦精良。[27]刺绣残片，为绢地上以丝缕用锁绣针法，经碾砑加工，织物表面平滑，体现了当时齐国的纺织、刺绣技艺的水平，王充在《论衡·程材》称道：“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
此时山东半岛己经有了几个著名的港口，如转附、朝撰、琅邪等，都接近朝鲜和日本，齐地优良的纺织品成为当时海上丝路的重要贸易品。日本在绳纹文化时期，本土并不能生产纺织品，但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却发掘出1寸见方的残布片，经专家测定，该残片应为产于齐地，说明齐鲁时期普通纺织品已通过“黄渤海丝路”到了日本列岛。
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立国之策，和不断拓展的疆域为“黄渤海丝路”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从远古时代不断积累的造船、航海技术为其提供了技术基础；得天独厚的海岛和洋流条件提供了地理基础；齐地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纺织业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经济基础。综合众多条件，促成了“黄渤海丝路”“发源于齐地，开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盛行于魏晋，繁荣于唐宋”[28]，在北方海上形成了一条由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的经济、文化、技术大通道。
（本文为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黄海渤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及当代文化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QDSKL1801194）
注释：
[1]杨言洪《“一带一路”黄皮书．2014》，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2]秦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3]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601页。
[4]刘焕阳、陈爱强《胶东文化通论》，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67页。
[5]钱林书《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疆域及政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第85－89页。
[6]吕思勉《先秦史．政治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7]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9]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10]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1]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
[12] “海洋梦”系列丛书编委会编《走向深蓝：中国海洋之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13]杨新亮《海王之国：先秦齐国海洋文明考论》，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44页。
[14]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国家航海》（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22页。
[15]（法）拉法格《宗教与资本》，王子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
[16]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国家航海》（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26页。
[17]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18]陈定樑、龚玉和《中国海洋开放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19]刘晓东、马述明、祁山《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0]徐娜娜《庙岛群岛在古代海上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35页。
[21]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89页。
[22]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23]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2015年第8期，67-79页。
[24]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今日中国》2001年第12期，50-52页。
[25]陈昌远《从“齐”得名看古代齐地纺织业》，《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57-60页。
[26]李英森《齐国经济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44页。
[27]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28]李英森、王秀珠、程刚《齐国经济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7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