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唐传奇的作者们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动机而进行创作的，为了达到这一创作目的，他们借鉴史传文学的方法，叙述婉转，描写详尽，文辞华艳，并且常常加以虚构和想象。唐传奇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志怪小说不同的路子，一方面是因为唐代中叶，儒学与佛道二教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些变化，一方面是士子阶层关注现实、追求文采的文化心态取代了单纯记录怪异以明因果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心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是中唐文化转型的基本特征。而这一文化转型也正是传奇小说在中唐时期达到繁盛的最本质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士子阶层；文化心态
作者简介：王平，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一、唐传奇的主要特征
由于古代小说概念的模糊杂乱，对究竟何谓传奇及其与志怪小说区别何在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唐李肇将沈既济的《枕中记》和韩愈的《毛颖传》并举，认为“二篇真良史才也”。[1]《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共著录小说39家，41部，308卷，而其中大部分是志怪、志人及杂录等，如《任氏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等传奇名篇却未被收入。[2]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3]
这条资料经常被人引用，但陈师道这里所说的“传奇”，是专指裴铏的小说，而非泛指所有的传奇。因为“用对语说时景”是裴铏《传奇》的语言特点。至于其他传奇作品，并不都具备这一特征。直到元代的虞集，才对唐传奇的主要特征做了较为中肯的评述：
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4]
虞集虽然对唐代才人潜心钻研经艺道学而“徒知好为文辞”表示轻蔑，但他基本上把握住了唐传奇“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以及注重辞采的本质特征。不过他说白居易“犹或为之”就不知有何根据了。
明确地将志怪与传奇分为两类的，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他说：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5]
从胡应麟的区分可以看出，志怪类中既有属于六朝的《搜神记》《述异志》，又有属于唐代的《酉阳杂俎》《宣室志》。传奇类中既有属于宋代的《杨太真外传》、托名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6]，又有属于唐代的《莺莺传》《霍小玉传》。这就是说，唐代的许多志怪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并无根本区别，因而可同归志怪一类。他把《赵飞燕外传》称为“传奇之首”，应在唐代传奇产生之前，这说明他划分传奇的依据也不在朝代，似乎以单篇杂传为主要依据。他又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7]
仔细玩味这段论述可以得知，唐人(当然主要指传奇作者)是“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并多幻设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小说创作，并注重虚构与想象。而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是那些“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的“闺阁事”，亦即爱情婚姻一类的作品。至于《毛颖传》《南柯太守传》等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还勉强说得过去，《东阳夜怪录》《玄怪录》就仅能“付之一笑”了，并且“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作品“文采无足观”，明人《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作品“时益以俚俗”，又等而下之了。这就是说，胡应麟注重的是“情致”“文采”。同样是“作意好奇”，同样是虚构幻设，只有那些富有情致、文采绚然的传奇才是上乘之作。
清人章学诚也曾论及唐传奇的特征，他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8]他认为传奇以爱情婚姻为主要题材，以附会虚构为创作方法，而且富于情态。这些都反映了唐传奇的主要特征。单篇传奇文固多佳构，但某些小说集中也不乏类似的优秀之作，因此以是否单篇来作为传奇的标志，有过于拘泥之嫌。
真正按照现代的小说概念对唐传奇的特征及其与志怪小说的区别做出论断的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论道：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9]
与前人论述相比，鲁迅先生除肯定了传奇是作者有意而作和重视文采外，特别强调了传奇虽源于志怪，但不再是“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另外，鲁迅先生也没有将传奇局限于爱情婚姻和单篇传奇文，所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列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并且特意肯定了《玄怪录》“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10]。
参考以上各家所述，据之以志怪、传奇的创作实际，传奇与志怪的根本区别有以下数端：其一，从创作动机来看，志怪是为传鬼神明因果，弘扬释道；传奇则为抒情写志、显示才华；其二，从写作方法来看，志怪欲起信于人，故将怪异当作实有之事加以记录；传奇则幻设为文，重视虚构；其三，从文体风格来看，志怪篇幅短小，粗陈梗概；传奇则篇幅曼长，文辞华艳，叙述婉转。
二、唐传奇创作的动机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唐传奇都更符合我们今天的小说观念。那么，唐传奇何以能够挣脱志怪的传统路子而走上一条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之路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传奇的作者能够初步做到“有意为小说”呢?这固然与小说在唐代的地位有所上升相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唐代文化的某些变化以及士子文化心态的特殊性。
唐代前期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历史著作《史通》中把小说从子部转移到史部，把小说列为史书的一个旁支，从而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并且引导文人开始以史传体来写小说。[11]但是以史传体写小说与“有意为小说”并不相同，何况传奇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史传体而在于幻设为文和文辞华艳。所以把唐传奇出现的原因归之于小说观的演进似乎还难以令人信服。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几位传奇代表作家的自述，以求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
《任氏传》《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是较早的一位传奇作者，他在《任氏传》的结尾处写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这段议论说明了两点，一是他创作这篇传奇有讽谏世人的用意，二是他要以此故事“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即显示自己的文采，寄寓自己的情致。
《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佼佼者，作者白行简在篇末感叹道：“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可见他创作《李娃传》是被李娃的节行所感动，以此表彰妇人操烈之品格，显然有其现实的目的。
《莺莺传》当然也是唐传奇中的佳构，作者元稹将自身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借小说表达了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既无法忘情又有所掩饰的内心矛盾。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他一方面企图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进行辩解，一方面又希望以此告诫世人勿蹈覆辙，其目的十分明确。
李公佐是一位作品较多的传奇作家，他在《南柯太守传》篇末说：“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在《谢小娥传》篇末说：“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两篇作品的目的都在于警醒世人，惩恶扬善。
传为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结尾有这样一段议论：“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其现实的政治寓意就更为彰著了。
总括以上所引即不难看出，唐传奇的作者们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动机而进行创作的。为了达到这一创作目的，他们借鉴史传文学的方法，叙述婉转，描写详尽，并且常常加以虚构和想象。至于文辞的华艳，已成为他们追求的文风而自觉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对现实表现出了如此的关注?文辞的华艳又为什么成为他们所追求的文风?如果将这些问题置于唐代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下，就不难做出切中肯綮的回答了。
自东汉末至唐代前期，是佛道二教日益兴盛，儒学逐渐呈现颓势的时期。“皇唐启运，诸教并兴，然于佛法，弥隆信重。”[12]武则天规定佛教居道教之上。唐中宗时，佛教“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13]。唐玄宗整顿寺院，沙汰僧尼，但全国仍有寺5358座，僧尼13万人。唐文宗、武宗“会昌毁佛”前，“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14]。唐代帝王认老子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唐太宗诏：“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15]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令两京和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依明经例考试。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都因服食道士金丹而丧命。
与此同时，儒学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压抑。唐高祖明确宣称道教地位在儒学之前，太史令傅奕力陈佛教弊端，但并未引起唐高祖重视，有司也不施行。另一位儒学大师孔颖达与慧净法师辩论，结果却被指为“道党”，慧净讥笑孔颖达说：“尝闻君子党，其知祭酒(当时孔颖达任国子监祭酒)亦党乎?”引起皇太子在内的诸官臣哄堂大笑。[16]此后狄仁杰、姚崇、辛替否、彭偃虽以各种方式与佛道二教相抗衡，但始终未能使儒学占据绝对优势。
正是由于唐代文化的这样一种特征，才使唐代小说的绝大多数作品仍未能摆脱传鬼神、明因果的传统路子：从唐代前期的《冥报记》(唐临撰)、《定命录》(赵自勤撰)、《灵怪集》(张荐撰)、《纪闻》(牛肃撰)、《广异记》(戴孚撰)，到唐代中期的《龙城录》[17]、《博异志》(谷神子撰)、《集异记》(薛用弱撰)、《逸史》(卢肇撰)，再到唐代后期的《独异志》(李冗撰)[18]、《宣室志》(张读撰)、《大唐奇事记》(李隐撰)、《潇湘录》(柳祥撰)[19]、《闻奇录》(作者无考)，无不如此。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批与上述小说集性质相异的单篇传奇文和少量作品集，这些作品才真正代表了唐代小说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集中出现于唐代中叶，与这一时期的文化状况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政治、经济遭到了全面破坏，为了振兴王室，许多关心唐王朝命运的士子，一方面采取改良政治的方法，一方面提高儒学的地位，用儒学的伦理道德理论取代佛道二教的泛滥。肃宗时，盐铁转运使刘晏对财政制度进行了整顿，改变盐法、整顿漕运、行常平法。德宗时，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使户口与钱粮都有所增加。唐顺宗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参与政治革新，共谋打击宦官的势力。在排斥佛老、恢复儒学传统方面，韩愈的影响最大。他在《原道》中提出了儒家道统学说，在《原性》中认为人性的构成要素是仁、礼、信、义、智等儒家的伦理准则。他率先发起的古文运动，目的也在于恢复儒学伦理道德的正统地位。白居易、元稹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新乐府运动，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集中出现一批以现实生活为内容、与志怪风格迥异的传奇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代所创置的科举制度，为士子阶层打开了较有利的进身之路。在所有常科科目中，进士科最为人所看重。考取进士称为“及第”，被人视为“登龙门”、“白衣公卿”、“一品白衫”。“搢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20]。唐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充分表明了进士比明经的可贵，而进士考试的重点是诗赋。与帖经、墨义相比，诗赋更需要文学才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赋定为进士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唐玄宗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进士主要考时务策、帖经和杂文，这些并不需要多么超群的文学才能。唐朝采用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科举制度，允许考生向有司投献自己的作品。为了显示自己的文采，士子们倾尽心力地在辞章结构上花费心血。唐代科举的极盛期又在中唐。这些就促使唐代中叶的士子们特别重视和追求文辞的华艳。这种追求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的种种特征了。
可以这样说，唐传奇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志怪小说不同的路子，一方面是因为唐代中叶，儒学与佛道二教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些变化，一方面是士子们关注现实、追求文采的文化心态取代了单纯记录怪异以明因果的思维方式。唐中叶之后，佛道二教又呈强劲之势，尽管有些士子坚持关注现实、追求文采的创作思路，但仍无法改变小说向着“传鬼神、明因果”的老路滑去。
三、士子阶层与传奇创作
从公元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前半叶，文学史上称之为中唐时期。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便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时代。在经济上，先有刘晏对财政制度的整顿，继有杨炎两税法的制定；在政治上，有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在思想上，有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在文学艺术上，有韩、柳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士子阶层，希图扭转自魏晋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文化转型，既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又绝非简单地恢复两汉儒学原貌。这些士子们从儒学中承继的是积极用世的精神，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并进而复兴唐王朝。
隋唐统一天下之后，废除了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为普通士子进入仕途开辟了较宽广的出路。但是，士子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唐代前期，门阀士族的势力依然很大，宰相绝大部分还是出自门阀士族。诗人杜甫官卑职微，却要夸耀门户，以证明出身的高贵[21]。这种情况，直到中唐才有了显著变化。这时的士子们再也不以门户的低微而自卑，他们对社会上看重阀阅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漏天日无光，泽土松不长。君今职下位，志气安得扬。白发文思壮，才为国贤良。无人识高韵，荐于天子傍。[22]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23]
尽管位居下位，甚至于穷贱到衣食无着，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的。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并要努力实现这一价值。中唐也正是科举最兴盛的时期。“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非主编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24] “自大中皇帝(唐宣宗)好儒术，特重科举，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25]科举的隆盛无疑为士子阶层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条件。韩愈、柳宗元、张籍、王建、元稹、刘禹锡、白居易、孟郊、李绅等著名文人，无一不是进士出身，而且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人，甚至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牛党”，互相援引，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以进士起家，位居显要[26]。唐文宗时，“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27]
士子阶层在中唐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力，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他们又看到魏晋以来，儒家文化始终未能取得正统地位，佛、道等学说却日益滋蔓。于是，他们希望能够重建儒家的文化秩序并进而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韩愈倡言“文以载道”，白居易力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8]，都明显地表现了恢复儒家文化的意图。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自我价值感密切相连，促使他们以积极的用世精神来干预社会政治。可以这样说，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心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是中唐文化转型的基本特征。而这一文化转型也正是传奇小说在中唐时期达到繁盛的最本质原因。
唐代前期，小说基本上沿袭着六朝志怪的脉络而缓慢发展。虽然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等较长篇幅的作品出现，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特别强调：“唯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29]这段论述是“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的最好注脚。这一变化的真正出现是在中唐，而不是盛唐，更不是初唐。
中唐时期，士子阶层所关心的是社会现实的变革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对佛道二教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当政治生活失意时，不妨也谈点佛性、佛理，以达到“独善其身”。而“独善其身”实际上与“兼济天下”一样，都追求自我的价值，都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这时他们创作的小说就再不是“传鬼神、明因果”，而是为了“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了。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冯沅君先生曾做过一次有趣的研究。她通过探讨唐传奇与唐科举的关系，推断出“唐传奇作者应隶属于这个由进士集团所形成的新统治阶层”[30]。确实，不少传奇名家大都是科举出身，例如《任氏传》《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柳氏传》的作者许尧佐，《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莺莺传》的作者元稹，《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秦梦记》的作者沈亚之等等。尽管有些作者不是科举出身，如《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但是他受李绅、元稹的推荐而登上仕途，所以仍然属于士子阶层。科举制度造就了士子阶层，中唐时期士子阶层壮大并根据时代要求而掀起了文化变革运动，这一文化变革影响到小说，便使唐传奇达到了鼎盛。至于“行卷”“温卷”的风气，古文和诗歌的发展，市民文学的兴起，史传文学的传统，佛道观念的影响，等等，都只有通过创作主体——士子阶层才能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撇开创作主体，单纯将传奇小说在中唐的繁盛原因归结为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恐怕有失偏颇。可以这样说，唐传奇在中唐达到鼎盛阶段，与中唐的古文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有着完全相同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士子阶层关心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驱使下的干预精神与变革意识。他们再也不满足于六朝志怪的荒诞离奇，而使小说更加贴近现实人生；他们再也不满足于六朝志人小说的片言只语，而使小说更加委婉曲折。每一篇优秀的传奇小说，都渗透着士子阶层的喜怒哀乐、理想愿望、爱憎褒贬。
四、传奇作者个案分析
从总体上看，唐传奇与士子文化心态的关系已如上述，但具体到每位作者和每部作品则又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有必要对有代表性的几位作者和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唐传奇与士子文化心态的关系。
学者们大都认为，沈既济的《任氏传》和《枕中记》是唐代小说划时代的作品[31]。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正是因为沈既济的这两篇作品体现了士子阶层的上述精神风貌。《枕中记》是唐传奇的优秀之作，而且作期也较早，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情节构思虽与《搜神记》的杨林玉枕故事有联系，但描写的是作者对唐代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慨。小说中的主人公卢生在梦中进士及第，出将入相，功名显赫，崇盛无比。但转眼之间，遭诬下狱，流徙异地。这些描写完全是当时官场政治的真实反映。唐代宗重用宰相元载，希望借助他扼制宦官的势力。元载弄权营私，排挤李泌等老臣，结果被代宗杀掉，籍没家产。唐德宗继位后，任用元载曾荐举过的杨炎为相。杨炎因其建议实行的两税法颇见功效，受到德宗的宠信，独任大权，专以报仇泄愤为能事。代宗杀元载时，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复仇，便借机进谗言，使德宗杀死刘晏。诸镇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朝廷无言以对。德宗又起用卢杞为相，杀掉杨炎。卢杞察言观色，蒙蔽上听，谋害群臣，引起众怒，德宗被迫贬他为南方远州司马。沈既济对这种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十分熟悉，他本人就是被杨炎荐举提拔的。《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载：
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位终礼部员外郎。[32]
沈既济在仕途上虽经波折，但最终结局还算不错，这也就是在《枕中记》中让卢生得尽天年、复为显宦的原因。沈既济将卢生的一番经历视为黄粱一梦，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对卢生流露出欣赏、回护之意，正是当时士子心态的反映：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但残酷的现实又阻碍了愿望的实现。卢生热衷功名本身并无可厚非，但面对险恶的政局最好还是独善其身。这就使一个梦幻的故事带有了极富现实的人生意义。
与《枕中记》相近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其素材虽来源于《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事，但反映的也完全是唐代的现实。小说中的主人公淳于棼梦入槐安国，成为驸马。任南柯郡太守后，功业显赫，“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公主病死，生罢郡还国，威福日盛，引起国王的疑惧，借口让他探亲，遣送离开槐安国回至家中。一梦醒来，感叹不已。在室外槐树下果然发现有一大穴，即所谓的槐安国，其中情景与生所梦一一相符。“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依靠公主煊赫一时，但并不能长久。唐代中叶的许多权臣往往依靠某一势力获取权势，骄横无比，随着靠山的失势，自己也往往遭到斥逐，淳于棼便是生动的一例。作者借此劝告“窃位著生”“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
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南柯太守传》在场景描写时的细致委婉。淳于棼与公主成亲之夕，群女“遨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一位女子对生讲述了他们曾有过的两次调情，使情节更加丰富曲折。中间又穿插淳于棼与父亲通信之事，预约见面时期，为后来淳于棼的去世时间埋下了伏笔。淳于棼得势时的热闹情景和他被遣回家时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发现蚁穴的过程也极为具体真实，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文学才能。
《任氏传》讲述了一个动人的人狐恋爱故事。作者对贫困无家、寄人篱下的士子郑六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赞赏。他对爱情执著坚定，明知任氏身为异类，仍不改初衷，因此感动了狐女任氏，表示“愿终己以奉巾栉”。当豪门子弟韦崟凌辱逼迫时，任氏拼命抗拒，誓死不从，其内心深处乃是为郑六鸣不平。她对韦崟说道：“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可以说，任氏正是当时士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子形象，年轻美貌而又多情重义。所以作者最后感叹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
《柳毅传》刻画了一位重义轻身、救人危难，其诺必信、其言必果的士子形象，因而在唐传奇中显得格外突出。水神托人传书之事，六朝志怪中多见，如《搜神记》卷四所载的胡母班为泰山府君给河伯送信，《异苑》卷五所载的质子为一行旅寄书给江伯等，但都是简略地记录异事，毫无人物性格可言。唐前期戴孚的《广异记》中，有三卫为华岳第三新妇传信给北海大王的故事，其情节与《柳毅传》有相似之处，对人物性格也有所刻画。但若与《柳毅传》相比，就大为逊色了。尤其是男主人公三卫与柳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三卫将信送到后，北海大王送匹绢以示谢意，“三卫不悦，心怨二匹之少也”。华岳三子因为三卫送信而迁怒于他，伺机欲图报复。“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可见三卫是一个贪婪懦弱的庸俗之辈。柳毅却截然不同，作者给男主人公柳毅安排了一个落第儒生的身份，其用意也非常鲜明。他虽是一个落第儒生，个性却刚强豪爽。听到龙女的遭遇之后，他慷慨陈词：“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龙女被救出之后，钱塘君向柳毅议婚，并以威势相逼。柳毅为龙女送信毫无私心，完全出于道义，看到钱塘君如此粗暴无礼，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大义凛然地驳斥了钱塘君：“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敢以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柳毅是一位正直勇敢的士子，绝不能做“杀其婿而纳其妻”的勾当，也绝不做违背自己道德情操之事。龙女嫁给他之后，生活幸福美满。他并不希图高官厚禄，为躲避唐玄宗的纠缠，与龙女“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柳毅所体现的是中唐士子阶层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观念。
《柳毅传》不仅人物性格鲜明，而且情节曲折，文采斐然。写钱塘君怒离洞庭，“擘青天而飞去”，写龙宫宴饮，奏《钱塘破阵乐》、《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写洞庭君击席而歌、钱塘君和柳毅的对话，文情并茂，词章绚丽。由此不难见出作者的文学才华。
爱情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但在正统的诗文中难以对其抒写。于是不少文人便以传奇这种文学样式反映爱情婚姻生活，这大概就是唐传奇中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较多的缘故吧。优秀的爱情婚姻小说又多产生于唐代中叶，表明这一时期的士子们对爱情婚姻的思考与关注已经进入到十分自觉的程度。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应当如《任氏传》中的任氏，宁愿嫁给贫困无家、寄人篱下的郑六，也不能屈从豪门子弟韦崟。应当做到“遇暴失节，徇人以至死”，多情重义，坚贞不渝。还应当如《柳氏传》中的柳氏，能识人于未遇之时，虽为家资豪富的李生家妓，却属意于“羁滞贫甚”的落拓书生。离乱之中，剪发毁形，寄身尼寺，虽被番将抢夺，但始终钟情于韩翃。还应当如《李娃传》中的李娃，美貌多情，聪明机智，理解同情不幸的荥阳生，以恢复荥阳生的健康、地位和幸福为己任。同时又有自知之明，决心做出自我牺牲，让荥阳生“结媛鼎族，以奉蒸尝”。还应当如《李章武传》[33]中的王氏妇人，痴心相爱，“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宁肯冒着阴司的责罚，也要与情人幽会，为情人送行。这些女子或狐或鬼、或娼或妓，但作者给予了高度的赞美，毫无鄙视亵慢之意，就因为在她们身上折射出了士子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她们是士子阶层的知音。对于柳氏的“志防闲而不克”，对于王氏妇人已为他人之妇的身份，作者并不耿耿于怀，表明了士子阶层并不苛求舍生守节，所重视的是那份纯真执著的爱情。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应当说也是士子阶层心目中的一位理想的女性。她出身名门，知书达理，端庄秀丽而又多情妩媚。她在爱情的驱使下委身于张生，然而张生却抛弃了她。她对张生既爱又恨，最后不愿再与张生相见。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实际上揭示了士子阶层在功名和爱情上的矛盾。张生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他也承认自己是“忍情”，是舍弃了爱情，原因就在于担心这段婚前艳遇可能会玷污自己的声誉，影响自己的前途。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时，他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太平静吧。
与《柳毅传》不同，蒋防的《霍小玉传》[34]鞭挞了一位背信弃义、薄幸寡情的世家子弟李益。李益爱慕歌妓霍小玉的才貌，“引谕山河，指诚日月”，信誓旦旦。但是，当他的母亲为他议婚甲族卢氏时，他丝毫没有抵制反对，对霍小玉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和歉意，无情地抛弃了她。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李益把婚姻作为博取功名富贵和维护自己世家利益的门径。作者对这种扭曲的人格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斥责，因为这不符合中唐士子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反复描写周围人物对霍小玉的同情，以反衬对李益的指责。“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为了惩罚李益，作者甚至设计出鬼魂报冤、李益妒忌成病的情节，可见对李益的憎恶之情。柳毅与李益，一正一反，鲜明准确地道出了中唐士子阶层的理想追求。
唐代后期较有代表性的传奇是那些描写豪侠刺客的作品，如《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等。很明显，这时的士子阶层更关心的是唐王朝的命运、藩镇之间的争斗等现实的紧迫尖锐的政治状况。《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都被“真命天子”李世民所折服，尤其是那位虬髯客，见到李世民“神气扬扬，貌与常异”，便“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连呼“真天子也”。他的道兄见到李世民“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面色顿时惨然，对虬髯客说：“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客果然远遁海上。后来，李靖用虬髯客所赠财物助太宗夺得天下。作者意欲以此告诫那些图谋不轨的各路军阀，唐王朝垂福万叶，乃是顺天应命之举，若想取而代之，只能是“螳臂之拒走轮耳”。
《红线》中的女侠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借口保养身体欲吞并潞州，薛嵩十分担忧。红线挺身而出，一夜间往返七百里，将田承嗣床头上的金盒盗回。薛嵩派人将金盒送还田承嗣并附一短信，使田承嗣大为吃惊，连忙送给薛嵩缯帛名马等礼物，并谢罪道：“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唐后期各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社会动乱，无有宁时。《红线》反映了藩镇之间的矛盾斗争，表明了作者反对战乱、希望安定的政治态度。
《聂隐娘》[35]中的女侠聂隐娘自幼跟随尼师学习剑术，学成后投奔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先后击败了魏帅派来刺杀刘昌裔的精精儿和妙手空空儿。聂隐娘之所以保护刘昌裔，也是出于对无故杀伐的憎恶。魏帅因与刘昌裔不合，便屡次派人暗杀，聂隐娘阻止魏帅，也就避免了军阀之间的争斗。由此也不难看出作者的政治态度。
与中唐传奇作品相比，唐代后期这些较为优秀的传奇更富于神秘色彩，与政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中唐传奇的余响，虽文采稍逊，但仍不失为士子阶层表达情志的成功之作，在志怪小说重新泛滥之时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奇的兴盛与唐代中叶士子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关注现实、注重文采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优秀的传奇作品又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士子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
注释：
[1]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2-1004页。
[3] 陈师道《后山诗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17册,第286页。
[4]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写韵轩记》，世界书局1988年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56册,第557页。
[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6] 《赵飞燕外传》的作者相传为伶玄，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有人提出疑问，但胡应麟仍视其为“传奇之首”。
[7]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8]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561页。
[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40页。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页。
[11]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2]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下。
[1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36页。
[14]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1页。
[1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7页。
[16]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5年版，第383页下。
[17] 《龙城录》的作者可能为柳宗元，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8] 《独异志》的作者，《新唐书·艺文志》作李亢，《崇文总目》作李元，《四库全书》、现存明嘉靖抄本及《稗海》本都作李冗，今从后者。
[19] 《潇湘录》的作者，《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作柳祥，《说郛》作李隐，今从前者。
[20]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21] 萧滌非《杜甫全集·进雕赋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1页。
[22] 余恕诚，张礼节《张籍集系年校注·赠姚怤》，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82页。
[23] 苏仲翔《元白诗选·寄唐生》，古典文学出版1957年版，第106页。
[24]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25] 孙棨《北里志·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2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四《杨於陵传》，卷一七六《杨嗣复传》《杨虞卿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
[27] 王溥《唐会要·贡举中·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6页。
[28] 白居易《与元九书》，王汝弼选注《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29] 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页。
[30] 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0页。
[31]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40页。
[3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李章武传》，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7-40页。
[34]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霍小玉传》，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1-48页。
[35] 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聂隐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158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