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宝：《魏相易学简论》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魏相作为汉宣帝时期的重臣，也是西汉易学人物之一，他的易学当得益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实施的置博士弟子员制度，而其师傅当是易学博士田王孙，但因其“如弟子”的身份，加之“改师法”，故《汉书》没有明说魏相易学的师承。就《汉书·魏相传》所载其易说分析，魏相易学吸收了并不属于官方易学之内的四时、五行、八风等思想及相关数术，并借鉴了汉武帝、宣帝时期的太一祭仪，初步构建了其易学宇宙图式和天道观。魏相堪称西汉卦气易学的开创者，对于西汉中后期易学发展的变革与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魏相；易学；太一图式；天道观；卦气
作者简介：于成宝，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魏相是活跃于汉武帝后期和昭帝、宣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辅佐汉宣帝削夺被霍光家族掌控的朝廷大权，平定霍氏之乱，使朝廷权力重新回归到皇帝手中。在担任丞相期间，魏相整顿吏治，抑治豪强，选贤任能，平昭冤狱，从而促进了“宣帝中兴”局面的形成。就《汉书·魏相传》的记载来看，魏相治国理政的方略，与其易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奏疏中关于易学的阐述，又鲜明体现着西汉中后期的易学特点及发展走向。今人就魏相易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连劭名先生指出，魏相易学反映了西汉中期“《易经》与阴阳数术相结合”[1]的易学思潮。文平先生认为魏相易学来源于《说卦》，开“卦气说”之先声，并探讨了魏相易学的政治伦理思想。[2]但关于魏相易学，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魏相易学师承何人？魏相易学对于阴阳数术的吸收、整合，表达了怎样的易学天道观？如何评价魏相易学在汉代易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笔者不揣浅陋，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做一简略的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魏相易学渊源考略
关于魏相的易学渊源，《汉书·魏相传》曰：“相明《易经》，有师法。”[3]可见魏相易学是有师法的，但奇怪的是《汉书》并没有说他师从何人。我们知道，汉代经学的传承，是极其重视“师法”“家法”的，如果能弄清楚魏相易学的师承，对于了解西汉中后期的易学走向，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书·魏相传》中关于魏相前期的经历，是这样记述的：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4]
笔者认为，《汉书》“少学《易》，为郡卒史”一句，透露了魏相的易学师承何人。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卒史”，李迎春说：“卒史一职起源于战国，在秦汉时期，是包括中央列卿和地方郡守、都尉等二千石左右级别官员的高级史类属吏，以处理文书、协理长官为主要职责。”[5]卒史的类别或有不同，兹不细论，仅关注汉代卒史一职的取得途径，杨天宇先生指出，其有三个途径：“经考试而录用”，“长吏所辟除”，“输钱谷以获其官”。[6] “经考试而录用”的方式成为郡卒史，是西汉公孙弘为丞相时实施的一项奖掖经学士子的制度。《汉书·儒林传》记载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丞相公孙弘上汉武帝疏：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7]
学者指出：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置博士弟子员，标志着太学的创立，是我国古代创立正式大学的纪元。[8]这为魏相走上仕途创造了条件。正是缘于“博士官置弟子”的制度，魏相在年满十八岁后通过郡县选拔，“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赴太常学《易》一年后，通过了“设科射策”《易经》科的考试，以“通一艺”而得以“补文学掌故缺”，也就是“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又以文学掌故的资格成为年秩百石的郡卒史，也就是《汉书》中常常出现的“文学卒史”——这与《汉书·韩延寿传》“时魏相以文学对策”[9]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魏相在太常跟从易学博士学习了一年，那么，教授魏相的易学博士是谁呢？兹先看《史记·儒林传》关于汉代易学传授的记载：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10]
《汉书·儒林传》所记与《史记》大致相同：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11]
由《汉书》的记载，可知汉武帝时期易学博士当是田王孙。而由《史记》的记载“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征，官至中大夫”，则不免产生疑惑：杨何以《易》被征，是否征召的官职是易学博士呢？而《汉书》则曰“（杨何）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知“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而“太中大夫”秩比千石，[12]可见杨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明《易》而被朝廷征召的官职是太中大夫，最后官至中大夫，故可知杨何并不是易学博士。《史记》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卒于前110年）“受《易》于杨何”，而元朔五年(前124年)距离元光元年已有十年之久，从时间上推算，此时杨何即使未卒，也当步入暮年，不可能进行教学了。故魏相在太常学习时的易学老师，只能是易学博士田王孙。
在此大致推算一下魏相的生年。由“少学《易》”之语，假设魏相于元朔五年正好年满十八岁入太常学习，则魏相的生年最早为公元前142年。关于魏相生年的下限，由《史记》的记载可知韦贤、魏相、丙吉三人在微贱时曾经相遇于长安相士之家，《史记·张丞相列传》：
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13]
这段材料为褚少孙所撰，而褚少孙即西汉宣、元时人，其补记《史记》当不会凭空杜撰，想必实有其事。又按《汉书·丙吉传》的记载：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也。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坐法失官，归为州从事。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14]
“廷尉右监”秩千石，不能算微贱之官，而狱史的年秩不足百石、郡卒史年秩百石，都是下层官吏，故三人相遇当是他们仕途刚起步的阶段。由丙吉的情况来看，三人相遇时当在丙吉为廷尉右监之前，距离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当相隔尚远，假定这段时间为五年的话；而魏相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通过举贤良对策为茂陵令，[15]那么魏相十年间从郡卒史到茂陵令，其生年当不晚于公元前115年。如果就其生年的上限和下限取其中的话，则魏相生于公元前128年左右，其入太常学《易》的时间在公元前110年左右。
以上只是大致的推论，总之，魏相易学师承博士田王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田王孙是易学名师，魏相是汉宣帝重臣，为什么《汉书》不直接点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从公孙弘疏中寻求解释，按照汉代的制度设计，为博士所置弟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太常选拔的学生，为“补博士弟子”，这是在博士弟子五十人之列的；一种是由太守选拔的，为“得受业如弟子”，一个“如”字，道出了其不是在博士弟子五十人之列的。魏相虽然师从田王孙，却是由郡县选拔上来的“如弟子”，仅学习一年即成为文学掌故，又出补郡卒史，故不能算是田王孙嫡传的、登堂入室的弟子。这也是《汉书》说魏相易学有师法而不说师承何人，说魏相表采《易阴阳》《明堂月令》入其易学而不说他有违师法的原因所在。
二、魏相易学天道观探析
关于魏相易学，集中见于其上汉宣帝疏中，《汉书·魏相传》曰：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16]
汉代最重视“师法”，改师法是学者大忌。魏相易学“有师法”，若魏相所奏皆承其师说，《汉书》为何特意指出他“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既然《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不在师法之内，为何不批驳他有违师法？个中曲折，正说明魏相“如弟子”的身份所在——而这恰好为他构建天人感应的易学天道观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就《易阴阳》这一书名来看，与孟喜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性质相类，当是在秦汉间天人感应观念盛行下催生的易学占验数术一类的书籍，如果从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当属于民间易学的范畴。兹就魏相奏疏中所涉及的数术做一简略的分析：
第一，关于东、南、西、北、中“五帝”之说。五帝在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如《战国策》以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魏相以太昊、炎帝、少昊、颛顼、黄帝为五帝，当时沿袭了《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和《淮南子》等文献中的五帝说，如《淮南子·天文》：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17]
第二，关于国君效法四时施政之术。魏相说：“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这一说法也是沿袭战国秦汉间的说法，《管子》、《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皆有这方面的论述。如《管子·幼官图》：
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则阉……
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
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耗……
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18]
如《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春行秋政，则草木凋；行冬政，则雪；行夏政，则杀……
秋行春政，则华；行夏政，则乔；行冬政，则落……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冬行春政，则蒸；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19]
可见，魏相基本上采纳了《管子·幼官图》的说法，而更突出春与秋、夏与冬的方位相对之义，指出逆位错时施政的危害。
第三，关于“八风”之说。“八风”之说当起源很早，《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20]可见春秋初期人们已有了八风的概念。就现有文献来看，第一次对“八风”做完整解释的是《吕氏春秋·有始览》：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21]
这是从空间方位上对八风做了说明。《淮南子·天文》则曰：
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阊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22]
这是从时间上对八风做了说明，并认为国君当效法天道，顺奉八风施政。综合以上二说，可见，古人认为八风就是八种季候风，它在不同的时间来自八个不同的方位。就魏相的奏疏来看，他虽然没有对八风做具体的阐述，但从他的“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之语来看，魏相亦认为八风与四时、五行一样，规定着一年的秩序，象征着天道；而国君只有效法阴阳、取法天地才能实现理想的政治。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魏相易学的创新之处。就是在易卦的体系内，吸纳各种数术，进而构建起天人感应的易学新天道和易卦新占术。这里值得探究的问题是：魏相吸收了《礼记·月令》和《淮南子·天文训》中以五行思想为核心的宇宙图式，以“震”、“离”、“兑”、“坎”四卦分别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又以“坤”、“艮”配中央土，为什么八卦中的“乾”、“巽”两卦没有出现？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又是什么？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准确理解魏相易学中的宇宙图式。如果我们将《说卦》“帝出乎震”章的表述与魏相奏疏中依次以二至（二分）、八风、四时五行的叙述顺序比较的话，就会发现魏相易学很明显是受了《说卦》中八卦方位说的影响。既然震兑为规矩、坎离为权衡，两两方位相对，为四方正卦；坤艮为绳，方位相对，依《说卦》艮处东北坤处西南，那么，乾巽两卦当分别处于西北和东南，如此方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宇宙图式。但这个图式较《说卦》中的八卦方位说，显然有了意义上的差别。《说卦》中的八卦方位说，是将天道一年的运转描述成一个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八卦周而复始的过程，与“八风”说对天道的描述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魏相易学在不改变八卦方位说的基础上，以太昊、炎帝、少昊、颛顼分乘震、离、兑、坎四卦主四方、四季，虽然他说“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但中央之神黄帝所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并无具体的时间安排，其重在表达的，是从空间的观念上讲黄帝作为整个大地之神的意义。故魏相易学虽大量吸收《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的思想，却又与之有所不同。[23]这样，东西南北四方和下土都构建了起来，从宇宙论上还缺了“上天”，而八卦中剩下恰好是乾、巽两卦。乾，天也；巽，风也，所表达的正是“上天”，故魏相奏疏中虽没有出现乾、巽两卦，但其易学思想中有以乾、巽为上天之道的构建。
另外，我们从考索乾、巽的主宰之神是什么，亦可见魏相易学对于整个宇宙图式的设计。关于与乾、巽相配之神，可以通过考察西汉时期的国家祭祀来解答。西汉前期的郊祀以五帝为主神，王柏中指出：五帝祭祀早在楚汉交争之际就由汉高祖刘邦确立了，汉文帝时确立了皇帝亲自祭祀五帝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在位的前期。[24]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在方士的推动下，顺应了当时的“大一统”思想，“太一”神跃升为郊祀的最高神，五帝反而成为太一之佐。《史记·封禅书》：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25]
由《诗集·封禅书》的记载，可知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始郊拜太一，标志着西汉时期太一祭礼的正式确立；而泰畤祭坛的形制与太一祭仪，我们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基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26]
由“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之语，可见太一坛的形制体现了汉人四时、五行、八方（八风）等思想观念。就黄帝所处的方位来看，其位于西南，从八通鬼道上看，西南与东北相通，这与魏相“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之义相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相曰“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以冬至为八风的始点，这既与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中太一运行的始点一致，又与汉武帝第一次正式郊拜太一所选的冬至日相合。如此看来，汉武帝后期和宣帝时期，在“太一”为最高天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观念、太一祭仪已成定式的情况下，[27]将其引入易学的天道观和宇宙论，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上天的主宰是“太一”，太一所乘为“乾”、“巽”，其所执的司天工具又是什么呢？《管子·形势解》：“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28]《淮南子·齐俗》：“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29]按：钩可以定曲，绳可以定直，规可以定圆，矩可以定方，四者皆是当时的测量工具，故魏相易学此处完整的表述当是 “太一乘乾、巽执钩司上天”，如此则构成了一个以八卦模拟并主宰天地运行的系统。其理论框架是《说卦》八卦方位说，其构建手段是吸纳战国秦汉间流行的阴阳四时五行八风思想及数术，其参考模型是西汉武帝、宣帝时期的太一祭礼，其最终目的是在易学的体系内构建涵盖天地四方的、与当时的国家信仰相配的、天人感应的天道观。
三、魏相易学的历史意义
关于魏相易学，虽然我们只能通过《汉书·魏相传》所载的片言只语略窥一二，但从西汉中后期易学发展、变革的角度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魏相作为汉宣帝重臣，又是一个“有师法”的易学人物，他引用当时并不在官方经学系统内的数术之学意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传递了官方易学对民间数术之学主动吸收的信号，说明了易学要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框架内，构建起易学新天道及其与之相应的占验体系，就必须走与民间数术之学的融合之路。从西汉中后期易学的发展理路来看，官方易学与民间易学的融合，俨然已经成为新的一种学术思潮；魏相易学，可谓开其先路，标志着西汉卦气易学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魏相之后，作为田王孙门下易学造诣最深的孟喜，《汉书·儒林传》说他“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30]，假托师法之名，开启了大规模的易学革新运动。其以卦配月，以卦配日，以卦配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从而构建了易卦系统下的自然天道观；其又以卦配辟、公、侯、卿、大夫，从而构建了易卦系统下的社会政治观，并以易卦为工具，将天道与人事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起了易卦占验天道人事的完备体系，初步实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下“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学术与政治构想。尽管孟喜在汉宣帝时即背负着“改师法”之名，但他最终以易学成为博士，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肯定。之后的焦延寿、京房等易学，也都是走了一条通过吸收民间数术而创新易学之路，从而与孟喜易学一道，成为汉代易学的代表。而汉代卦气易学的首倡之功，则不能不归之于魏相也！
注释：
[1] 连劭名《<汉书•魏相传>与西汉易学》，《周易研究》2000年第4期。
[2] 文平《魏相易学政治思想论略》，载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6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6页。
[3] 班固《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3页。
[4] 班固《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7页。
[5] 李迎春《论卒史一职的性质、来源与级别》，载田澍、张德芳主编《简牍学研究》第6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151页。
[6] 杨天宇《谈汉代的卒史》，《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7] 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4页。
[8] 毛礼锐《汉代太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2年第4期。
[9] 班固《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0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7页。
[11] 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3598页。
[12] 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7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九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87-2688页。
[14] 班固《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42页。
[15] 黑琨《魏相考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16] 班固《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9页。
[17]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3-188页。
[18]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1-189页。
[1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7-393页。
[2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页。
[2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0-281页。
[22]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5-199页。
[23] 二者对于五帝之神叙述顺序是不同的，魏相易学是将黄帝置于四方之帝之后叙述，《淮南子》则是置于四方之帝的中间叙述，故黄帝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措辞上亦有差异，一曰“制四方”，一曰“司下土”。
[24] 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1页。
[25]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6页。
[26]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94页。
[27] 田天《西汉太一祭祀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28]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4页。
[29]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2页。
[30] 班固《汉书》卷八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