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士子的皇权、皇帝印象与游离心态略论
摘要：虽然秦帝国皇权体制已经建立，但士子在思想立场上多认可封建制。在皇权体制下，士子无法凭藉道统与知识获得身份与价值的推尊。特别是秦帝国深受法教政策影响，极力挤压着士子的政治、文化生存空间。这导致了士子对专制皇权、皇帝的印象颇差，抵制、疏离大一统皇权已成为其自觉的文化抉择。汉初统治者“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任子仕进制度、具有管制性的思想文化策略等因素，都致使士子难以消除他们对皇权、皇帝的消极印象与疏离心态，而封建制的推行，则为士子走向藩国提供了制度契机。这自然导致了地方藩国成为了汉初思想文化中心，而汉廷只能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
关键词：秦汉之际；士子；皇权；皇帝；疏离心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皇权体制。该体制的建立标志着古代政权形态与统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士子的心态产生了极大震撼，决定了秦汉之际的文化生态。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尚未有充分探讨。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秦汉之际士子对大一统皇权、皇帝的印象与心态，以期更好地认识此时期士子的思想文化行为与社会文化形态问题。
一、大一统问题与皇权体制对士子道尊势卑理念的破坏
要把握秦汉之际士子对大一统皇权、皇帝的印象与心态，我们首先要对大一统问题有一个认识。对此，一般认为自战国以来逐渐产生了大一统学说，而在吞灭六国的条件下，秦代则把该学说由理论探讨变成了帝国政治实践，首个大一统王朝因之诞生。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需要反思的。对此，近代王国维早已指出：“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1]李学勤认为：“夏、商、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完成了再统一而已。”[2]马卫东则经过详细的论证，认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3]。笔者赞同上述看法，认为大一统有两种类型，一为以西周为代表的封建大一统，一为以秦帝国为代表的皇权大一统，二者的区别主要在政权的运作、体制、精神等方面。前者是以分封制为政体的大一统。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是国家主权与精神上的领袖，被分封的诸侯必须“法则周公”“以共王职”（《左传·定公四年》），遵从天子至上的总体政治原则，承担拱卫王室的职责，服从役使征调；但同时，周天子也赋予诸侯因地制宜的行政权力与开疆拓土的军事权力，在本国范围内有高度自治权。后者则是以皇权体制为政体的大一统，主要通过郡县制、文书行政制等系列政权运作体制，向全国各地成立代表皇帝意志的层级官僚机构，以充分贯彻、体现皇权意愿，把中央与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从而把天下完全变成皇权天下。
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诸侯力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一统局面遭到严重破坏。为此，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呼吁大一统，但当时的大一统理念主要是以西周封建一统实践作为基本审视目标与经验借鉴的。孔子向往宗周，他认为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局面实为封建一统局面。为此，他还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孙希旦释云：“礼达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则是天下虽远，而民之亲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爱亲，如一家之人也；中国虽大，而下之趋上，不啻手足头目之相捍卫，如一人之身也。”[4]孔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天下一家，而这种理想的大一统政治境况是以统治者礼秩分明、洞悉“情”“义”为条件的，这种认识体现出鲜明的封建礼乐文化性质。其后，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倡天下一家。《孟子·梁惠王上》载其与梁襄王的对话云：“（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离娄上》云：“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他认为统治者只要推行以周文王之政为榜样的王道仁政，天下必能“定于一”。荀子洞悉了天下将归于一统的趋势，主张尽早结束战争，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儒效篇》），但他提倡的一统政体也是以西周封建制为主体的。《荀子·议兵篇》云：“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正论篇》云：“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对大一统政体的认识多是以西周封建政体作为基本参照的，并希望社会能够建立封建体制。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纵使是秦帝国建立皇权体制后，士子也并未从内心深处认可这种皇帝一人独断专行的皇权政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前214），“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5]这里争论的主要是大一统政体问题，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博士认为封建制有助于维护政权稳定，而以郡县制为运行方式的皇权政体则不能应对急难。为此，秦帝国应废除郡县，效法往古，实行封建。面对这种争论，秦始皇下令进行廷议。这种事实本身就说明恢复封建，反对皇权一统政体是秦帝国士子较普遍的认识。
众所周知，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周王朝实力、威望的衰退以及诸侯的兴盛，学在官府、官方掌握知识资源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百家私学渐次兴盛，士阶层逐渐崛起。士子们认为他们掌握着思想文化知识，是“道”的诠释与担当者；诸侯虽然握有“势”即政治权力，但与他们所掌握的“道”相比，“道”尊于“势”，“势”须附于“道”[6]。当时的士子基于这种认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道德伦理价值的判断者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觉者，具有相当强的自尊意识与身份优越感。对于拥有“势”的诸侯而言，他们“又需要这种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行为给予证明或支撑”[7]。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诸侯也逐渐认可了士子“道尊于势”的社会理念，认为“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淮南子·修务训》）[8]。
为了争霸的需要，统治者要让掌握道统的士子为政统服务，必须依据道尊势卑的原则，充分尊重他们，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战国策·燕策》载，燕昭王为了发展燕国，虚心向贤士郭隗请教。郭隗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文侯）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9]这些史料都反映了当时对诸侯与士子关系的思考以及诸侯以名士为师、礼遇贤者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秦国客卿制度上有更充分的体现。关于客卿，《资治通鉴》卷二胡三省注云：“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10]秦孝公即位伊始颁布的求贤令云：“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11]“卿”为官职，按照周制，凡天子、诸侯的高级长官均可称之；而“客”“宾客”则充分凸显出统治者与外来士子之间的关系，即统治者不能以普通官吏的身份去对待外来贤士，必须从主客而非臣服关系的角度尊重礼遇他们。孙楷《秦会要·职官》上专列“客卿”一条，列举了胡伤、李斯、寿烛、张仪、范睢、蔡泽等人[12]。作为外国宾客，这些人物在秦国出将入相，深受重用，充分享受着“道尊势卑”理念之下诸侯王对自己的政治礼遇与尊崇。如张仪因连横有功，“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13]；范睢在秦昭王时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拓展秦国疆域，被封为丞相，“秦封范睢以应，号为应侯”，“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14]。这些材料体现了战国时代统治者对贤能之士的认可与尊崇。
然而，秦大一统皇权体制的建立昭示着战国时期“道尊势卑”社会理念与原则的灭亡，决定了“王—客”关系的终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便立即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议帝号”工作，并最终确定了“皇帝”名号。皇帝不仅是唯一能够专断天下、国家的合法者，更是思想文化的圣者，可以“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15]。至此，春秋战国以来，“道”“势”二元对立，“道”高于“势”的局面被打破了，士阶层控制道统而统治者控制政统的文化形势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同时，在皇权大一统体制下，士子已失去了根据自己与诸侯双方情况择主而仕的根本条件、可能。任何欲图有为的士子要想实现个人政治追求，必须通过相关仕进方式，获得统治者的认可，跻身于皇权专制官僚体系之中。在此情况下，作为皇权专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臣僚均是皇帝“家天下”中的“家臣”，二者之间是典型的“主仆”而非战国时代的“主客”关系。可以说，在皇权体制下，士子再也无法享受“道尊势卑”社会理念、原则之下的礼遇与尊重，让统治者为之“侧行撇席”、“拥彗先驱”[16]了，他们凭藉道统与文化知识资源获得身份与价值推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二、秦代士子的皇权、皇帝印象及其对大一统皇权的抵制、疏离心态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国家文化政策，深受法家影响。在思想认识方面，法家注重法令的规范作用，强调“壹教”，贯彻愚民政策。“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法家认为统治者要禁止私议与私家学说，去除民众的思想能力，让其以律令为是，这样就可以强化统治。为此，统治者只需广设法官，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让民众知道何可为、何不为即可。“今先圣人为书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可见，为了稳固统治，秦国统治者基于法治思维，已把技能性、操作性的法令作为知识的主导，并极力实施以吏为师的策略。
在先秦时期，在何者可以为师问题上，士子比较认可的是以圣人为师。这种认识是以士子拥有知识思想的支配权、解释权为前提的，而以吏为师则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思维路径，它以统治者压制士子并掌握思想文化主导权为前提。所以，对士子而言，秦国所实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策略本身就蕴含着对他们的压制。只不过，在秦朝未统一之前，统治者亟需士子的思想、智识支持，因此这一策略主要面向民众而开展。一旦实现统一，这种法教政策、思想对士子的压制与危害便立即凸显出来。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朝廷讨论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问题。博士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观点，触动了秦朝极为敏感的思想统治问题。李斯认为私学“相与非法教”，“惑乱黔首”，不利于秦朝统治，因此必须焚书禁学。“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17]《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载：“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一威权，为万世安。”[18]三十五年（前212），因有人指斥其“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等施政弊端，秦始皇下令案问，数百名士子被“阬之咸阳”[19]。与庶人相比，士子最根本的人格特征在于因长期学习文化知识而具有的深度思考能力、纵横评议天下的气格以及以知识策略为时所用的优势，而由焚书坑儒事可见，秦朝反对其他思想文化的法教政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残酷行为意味着在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下，士子所崇奉的各类文化知识典籍与资源已是皇权统治的羁绊物，深度的思想探讨已成为秦朝的文化禁区。士子凭藉知识“不治而议论”[20]，获得统治者重视，乃至成为帝王师友的理想已趋于幻灭。这一切无疑是在终结士子在智力、知识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社会存在价值。
在战国时期，为了个人功名利禄，士子在仕进过程中为诸侯特别是秦国献计献策，谋划布局，最终促成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这个新建立的政权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成功的愉悦感与发展空间。相反，在法家思想意识的长期驱动与统治者鄙视文化的实用功利意识下，为了维护皇权专制，秦帝国不仅没有对士子的政治文化价值与地位给予重视，而是极尽全力地挤压着其人生发展与群体存在空间。“战国时代活跃的士人们，在进入秦王朝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一下子空落、虚悬起来：没有了出路，丧失了营生，其在社会舞台上充满活力的表现亦被迫中断。他们遭受禁抑，不得游患，缺乏像先前那样较充分的自由，既不被重用，又没有权利，他们不曾被给予进入新政权的明确合法性和充分的可能性。”[21]基于这样的群体境况，士子们自然在内心深处对“自上古以来未尝有”[22]的政治文化形象“皇帝”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对于二生的逃亡，始皇非常恼火：“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
德也。[23]由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士子对始皇帝的印象是很差的：刚愎自用，任用法吏，专权独断，贪于权势，包括丞相在内的臣僚都是按照皇帝的决定与意志办事的工具。这样的皇帝形象有别于历代最高统治者，自然会引起士子的“诽谤”。侯、卢诸生的逃亡也说明了当时的士阶层对大一统皇权统治与皇帝的极度不满与疏离。儒生孙叔通在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通过阿谀奉承二世得拜博士后，立即返回住处。“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24]随后，他立即逃至故里薛地。孙叔通是一位有强烈仕进之心且极其功利的人，但最终也逃亡了。该个案也说明在大一统皇权体制初建时期，专制皇权与皇帝在士子内心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恶劣的，这种皇权体制并没有给士子带来良好的仕进与生存环境，士子抵制、疏离大一统皇权体制已经成为其自觉的文化抉择。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25]这条记载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诋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一辨之甚详[26]，但是这种污化事实本身却说明了当时的士子对皇帝、皇权帝国极度憎恨的心态。基于这种心态，他们从关涉皇位合法性的皇族血统问题上对始皇污言相加。这种污言在社会中广为流传，渐已成真，以致被司马迁作为史实写入《史记》。又《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27]这种对皇帝死亡的诅咒与大一统政权分崩离析的预言，放在以后的皇权统治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一般人绝对不敢以刊石方式书写这种极为大逆不道的话语，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皇权体制初创之时。此时，统治者虽然有思想文化管控政策，但还没有认识到如何改变士子的思想认知观念以便使其自觉接受皇权统治问题。在此情况下，上引咒语、预言可谓真实道出了士子对新建皇权体制与皇帝这一强势统治者形象的极度憎恨的文化态度。一旦抗争的火花迸发出来，士子自然就会投入到反秦、反帝与反皇权体制的运动中去。
当时参加反秦、反帝运动的士子涉及纵横、儒、阴阳等诸派。据《史记·项羽本纪》：“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28]秦帝国为了政治稳定与强化思想统治，在文化政策上崇尚法教，“反对各类文学活动与纵横辩说，反对言辞文字的修饰”[29]。这必然导致纵横之士在整体上处于被压抑的人生状态中，而一旦社会混乱，他们必然会以积极的姿态进行反秦斗争。作为纵横家代表，范增“素居家”的境况说明了秦帝国对纵横之士的压制，而他在陈胜起义之后，便游说项梁，为项氏谋划反秦事宜，又充分反映了纵横之士对秦帝国的强烈抵制态度。据《儒林列传》，陈胜、吴广起义后，“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
，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30]。《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31]《项羽本纪》载：“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集解》引徐广曰：“楚人也，善言阴阳。”《正义》引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32]这类谶言应当出自于阴阳方术之士，广泛流传于秦末时期，体现了阴阳家的反秦意识。由上述可见，虽然各派士子反秦、反帝的方式不同，但推翻秦帝统治的立场则是一致的。对此，齐人蒯通在向韩信提出天下三分策略的时候，很深刻地总结说：“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33]秦朝的速亡涉及到诸多因素，但作为社会文化主力军的士子的抵制与反对则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三、汉初士子难以消弭的皇权、皇帝印象与社会文化布局的形成
作为一道深刻的历史伤痕，士人对专制皇帝与皇权的印象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抚平的，不会伴随着秦始皇、秦二世的死亡而消除。从本质上，这种伤痕不是由哪一任皇帝造成的，而是由皇权专制的特点及其与士子的思想观念、主体品格的冲突所决定的。在抵制大一统皇权体制的思想意识下，自秦末以来，士子逐渐形成了疏离统治者的文化姿态。高祖三年（前204），张良在上陈不能复立六国之后时，曾反问刘邦：“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刘邦答曰：“未能也。”[34]圣人、贤者、智者都是士子的代表，刘邦之所以不能为圣人修墓，为贤者立表表彰，向智者表示敬意，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士子不愿意与其合作或者说排斥新帝王的态度。十一年（前196），高祖为帝已达七年之久。此年，他发布《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贤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5]但这次求贤活动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效果，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我们找不到士子利用这次契机仕进于朝廷的丝毫记载。又据《史记·留侯世家》，刘邦曾多次辟召商山四皓，“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36]。这些情况也反映了汉初士子对皇帝的印象及其疏离汉政权的文化心态。
与秦朝相比，汉初统治者虽无极端的打击士子的活动，但其政治理念与制度环境却对士子非常不利。为夺取天下与稳固统治，汉代统治者积极贯彻“共天下”的政治理念[37]。这种理念的实质是依据汉初军功人员的勋劳、贡献来进行权益的分配。通过这种方式，刘邦充分激发了军功成员反秦、反楚的积极性。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按照这种政治理念，依据勋劳大小，在汉廷与地方基层全面任用军功阶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38]《儒林列传》云：“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39]仅就丞相一职而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之前，担任该职的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审食其、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等。其中，除卫绾外，其他均出身军功阶层。由此可见汉廷职位主要掌控在该阶层手中。就地方基层而言，据《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辞。’”关于“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一事，涉案的县令信为“诸侯子，居雒阳杨里，故右庶长，以坚守荧（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40]《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载主要是高祖五年（前202）到吕后二年（前186）期间的相关情况。简文中的“五大夫”“右庶长”等是自秦以来的二十等军功爵称，“狱史”“县令”等则为基层行政职位。这些资料反映了汉初以军功之士担任基层行政职务的人事政策，也反映了军功人员对地方基层行政的控制。
上述“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与以任子为主导的仕进制度，自然导致统治者很少关注士子的选拔任用问题。如果说刘邦时代，因战争需要，汉廷所需要的是军事武功方面的人才，士子因无这方面才能而难获重用。那么，从惠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前，共55年时间，在此期间，惠帝、吕后、景帝等统治者则毫无举贤活动，仅有文帝曾两次诏举贤良文学。其中，第一次诏举与刘邦的求贤活动很类似，应当以失败而告终，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我们找不到贤良文学的任何仕进信息。第二次诏举虽有晁错脱颖而出，但他在参加贤良诏举前已是朝廷博士、太子家令，并不能真正反映在野士子与朝廷的关系。
当然，汉初时期也有个别或少许士子仕进于朝廷，但统治者也未能真正尊重、重用他们。在第二次诏举贤良文学后，贾山上书文帝云：“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41]汉承秦制，职官系统有博士之设，但“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42]。对于统治者不重贤能的文化态度，贾谊《新书·大政篇》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总结与批评：“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43]他认为当时的皇帝未能像先秦道尊势卑时代那样“求士而以道”“待士而以敬”，以至于产生了“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士必去矣”的状况。这种“待士不以道”的态度与秦帝国的做法可谓一脉相承。
与秦帝国极力泯灭文化知识的政策相比，汉初统治者已开始承认文化知识的作用。刘邦《手敕太子》云：“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44]《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5]刘邦原本比较抵制文化知识，这种观念的形成深受秦朝“禁学”文化政策的影响。伴随着汉政权的建立，刘邦逐步认识到了文化知识在国家建设与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对待文化知识的态度有了转变。但我们不能由这种转变作出一种误判，即士子已经有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事实上，汉承秦制，汉初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秦帝国对思想文化进行严格管控的策略。公元前191年，惠帝“除挟书律”[46]；前178年，文帝除“诽谤妖言之罪”[47]。这种史实既说明汉初统治者开始着手改变当时的文禁政策，但更说明此时的思想文化环境是很不乐观的。这种环境自然会对士子的独立思考与著述产生相当大的限制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知，汉初“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与以任子为主导的仕进制度，总体上决定了统治者不会给予士子良好的发展空间与制度环境，士子很难大规模地跻身汉廷。同时，在对待士子的态度上，统治者缺乏对士子的真正礼遇与重用；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也比较压抑，士子缺少自由思考的空间。基于这些因素，士子自然难以消弭他们自秦始皇以来所形成的对皇权、皇帝的消极印象与疏离心态，居隐民间是其普遍的文化选择。《汉书·萧何曹参传》载，曹参为齐国相，为寻求治齐之道，“参尽召长老诸先生，向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48]。所谓“故诸儒”应是指由秦入汉的儒者，由“尽召”“厚币请之”等语可知，齐诸儒、黄老之士盖公等都是居于民间之士。《袁盎晁错传》载：“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49]《窦田灌韩传》载：“（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50]张恢应属于刑名学派，居隐于轵县；田生应属于法家学派，居隐于邹地。由这些材料可知，汉初不同派别的士子大多选择了居隐民间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也体现了其出处选择及其与皇权、皇帝的关系。
自春秋战国以来，士阶层形成了道尊势卑的文化理念，认为自己是“道”与知识的化身，具有对社会、政治、人生的正确认知与判断，在精神上高度认可自我。虽然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大一统皇权体制开始建立，但这种巨大变革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主要集中于政治与社会管理领域。就士子的文化理念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具有很强的文化惯性，不会因皇权政治体制的建立而迅速消亡。特别是，汉初统治者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全废除封建而实行郡县制，这从而导致了秦帝国在危难之时缺乏同姓之助。于是，汉初除继承秦朝郡县制外，也充分借鉴西周封建制。对此，司马迁云：“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51]“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52]这种带有强烈复古色彩的分封制很容易使汉初的士子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产生“误解”，即汉初社会仍然是类似于先秦诸侯分立而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士人们认为他们将仍然是诸侯的宾客而非臣仆，无需改变自先秦承绪而来的主体文化精神与品格。
当时的藩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53]，拥有全方位的自治权与雄厚实力，表现出对思想文化的高度重视。“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54]在这种“致意于文术”的文化意识下，汉初藩国积极借鉴先秦为王待士之道，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需求，广纳士子，表现出延揽、礼遇士子的弘大气度。据《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55]《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56]《西京杂记》卷四载：“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馀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57]
在这种社会形势、文化背景之下，经过秦末的潜伏、压抑，汉初各派士子认为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基于这种判断，他们为了个人的生计与前途，纷纷游仕于诸侯。楚王刘交一系就有门客穆生、白生、申公等儒士，其中申公“为《诗》最精”[58]。吴王刘濞招揽的门客主要有邹阳、枚乘、严忌等，这些门客多以文辨著名，有纵横家性质，如《汉书·艺文志》“纵横”类就载录“《邹阳》七篇”。梁孝王刘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59]，其门客除了由吴而入的邹阳、枚乘、严忌外，又有路乔如、公孙诡、公孙乘、羊胜、韩安国等人。除了文士的身份外，这些人物又多属于纵横、法家等派别。据《盐铁论·晁错》：“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60]事实上，从《淮南子》的思想立义看，负责编纂的淮南王门客除了儒、墨外，还应有黄老（道）、法、阴阳等派别之士。这些不同派别的士子游仕于诸侯的情况，既体现了士子疏离皇权的文化心态，也体现了藩国文化集团的崛起与强盛。一般而言，皇权政治中心自然也是思想文化中心，而秦朝至汉武帝之前则有异于此。地方藩国因大量士子的聚集而文事颇盛，成为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而汉廷文化则颇为衰微。可以说，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布局的形成，与士子的皇权、皇帝印象与疏离心态紧密相关。
结语
秦汉之际是相当特殊的时期。此时期，虽然秦帝国已经建立了皇权体制，但士子在思想文化立场上多认可封建制。同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秦帝国深受法教政策影响，极力挤压士子的政治、文化生存空间，士子再也无法像先秦时期那样凭藉道统与知识资源获得身份与价值的推尊。这导致了士子对专制皇权、皇帝并没有太好的印象，抵制、疏离大一统皇权已成为其自觉的文化抉择。汉初时期，统治者“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以任子为主的仕进制度、
真正尊重士子的态度、具有管制性的思想文化策略等因素，都导致了士子难以消弭其自秦始皇以来所形成的对皇权、皇帝的消极印象与疏离心态，而封建制的推行，则为士子走向藩国提供了制度契机。这自然导致了汉初思想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地方藩国，而汉廷仅是政治中心。要改变这种文化布局，士子与统治者均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就前者而言，他们需要改变自身的主体文化品格与个性，逐步适应大一统皇权体制。就后者而言，他们既要瓦解分封制，解决诸侯王势力过强的问题，也要完善皇权制度建设，采取各种政治文化策略，解除士子对皇帝、皇权的疏离感，逐步把他们纳入到皇权体制之中。武帝时期，汉廷思想文化的繁荣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前提的。对此，笔者将另文分析。
注释：
[1]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6、300页。
[2]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3] 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载《文史哲》2013年第4期。
[4]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6页。
[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页。
[6] 关于此时期道尊势卑问题，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中的相关论述。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8]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26页。
[9]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1839、1840页。
[10]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页。
[1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
[12] 孙楷：《秦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13]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294页。
[14] 《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2412、2413页。
[1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16]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5页。
[1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18] 《汉书》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页。
[1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20]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页。
[21] 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2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2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24]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1页。
[25] 《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2508页。
[26]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8页。
[2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9页。
[28]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29] 韦春喜：《秦代文书行政制度与公文关系刍议》，《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第25页。
[30]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6-3117页。
[3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8页。
[32]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301页。
[33]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2623页。
[34]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0页。
[35]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
[36]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5页。
[37] 关于此点，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43页。
[38] 《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2681页。
[39]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7页。
[4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7、99页。
[41] 《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第2336页。
[42]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592页。
[43]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8页。
[44]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第5页。
[45]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
[46] 《汉书》卷二《惠帝纪》，第90页。
[47]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8页。
[48] 《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第2018页。
[49]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2277页。
[50]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2394页。
[51]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52] 《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2012页。
[53]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5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藩国之文术》，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55]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668页。
[56]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45页。
[57]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58]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22页。
[59] 《汉书》卷四十七《文三王传》，第2208页。
[60]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页。
（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