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金良：《西方海洋文明千年兴衰历史考察》

西方海洋文明千年兴衰历史考察

摘要：西方海洋文明在近代之前只在环“地中海”内左冲右突，未越“雷池”半步；自近代“冲出地中海”之后，便开始了四处侵略、殖民的罪恶历史；其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至今未变，仍在影响着世界，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已经暴露无遗。拯救这个世界的“基因”，是爱好和平、“海纳百川”、以“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为己任、曾在数千年中历久弥新的中国文明及其海洋文明。

关键词：西方； 海洋文明； 海洋文化； 中国文明

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界定及其中西方的不同类型

“文明”，有泛称和狭指之别。泛称，指的是人类告别蛮荒时代有了“文化”现象之后的历史阶段的整体文化面貌，如称“人类文明”；狭指，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类社会单元或曰“文化区”（大单元，如国家、民族、多国多民族大区域等；小单元，如部落、一国一民族内的较小区域、小地理空间、社会族群等）的整体文化面貌，如称“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黄河文明”、“伊斯兰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文明”作为一个或大或小的整体概念，其“文化面貌”是由具体的文化现象构成的。那种认为“文明”有高级低级、先进落后之分，或“文明”单指“（较为）高级”、“（较为）先进”的社会单元或社会阶段的流行观点，是一种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模式直线发展的“进化论”思维逻辑，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各个单元的发展模式即文化面貌千差万别的实际，也反映着说者对他文明、他文化的歧视。任何说者，即“话语（权）”者，事实上是从来不会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别人的文明低一等的，只有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奴化了或者收买了的一些说者即“话语（无权）”者除外。

由于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其间、并四处分布的这个地球，一般看来，主要的“基地”是陆地，而不是海洋，因而人们往往对海洋影响人类的深广程度及其重要性不无忽视。但事实上，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言，地球总面积的70%多是海洋，陆地被海洋切割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人类社会就是分别居住、生活在“海洋地球”中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的，古往今来，无论民族如何迁徙、国家如何变迁，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地区、民族都是沿海或环海的“海洋”国家、地区和民族；另一方面，即使是不沿海的“内陆”国家、地区和民族，历史上也大多与“海洋”国家、地区和民族发生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的联系，“海洋”国家、地区和民族对他们的影响，同样形成了他们的文明史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至于在当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由“海洋”和“岛屿”组成的世界，把整个“陆地”视为一个“大岛”、几个“中岛”和众多“小岛”。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全球性使用、经济贸易与文化传播的全球性流通，“纯粹”的“内陆”国家、地区和民族已经少之又少，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地区和民族，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与“海洋”密不可分。

事实上，就整个人类的总体的“文明”及其“文化”而言，既离不开陆地、充满着陆地的因子和元素，又离不开海洋、充满着海洋的因子与元素，无论认定其性质和色彩是“陆地文明”、“陆地文化”（整体意义上的），抑或是“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整体意义上的），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但具体到某些狭义的文明体、文化区，则可一方面根据其主要对海洋抑或主要对陆地的依赖程度及其文明体现、文化表现，一方面根据其主要对海洋抑或主要对陆地的重视程度及其文明体现、文化表现，“判定”其文明、文化（整体意义上的）的性质和色彩是属于“陆地文明”、“陆地文化”，抑或是“海洋文明”、“海洋文化”。

一般而言，凡是一个文明体、文化区是沿海、环海的，只要那里的社会人群懂得打渔捞虾、煮盐晒盐、行船航运，是为“靠海吃海”，就是有了以海洋为因子、元素的文化，就是“海洋文化”；即使还有更小的文明体、文化区不懂得这些，不从事这些，总会接触海洋，哪怕只知道站在海边远远地一望，观一观潮，览一览浪，他们也必然会有所思所想，积淀形成并传承着对海洋的看法，也许是对海洋的“科学”的认知，抑或是对海洋的浪漫的畅想，这同样也是“海洋文化”。至于一种文明体、文化区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多少、重视程度多大，其文明、文化的基本性质和色彩才“是”海洋文明、海洋文化，不但不同的历史空间条件、时代条件下是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空间条件、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认识、解读和论说也都是不同的。因此，从整体上判别一种文明体、文化区是不是“海洋文明”，有的、有时很容易，因为很“显然”，而有的、有时则很难，因为很不那么“显然”。因此，我们所说的“海洋文明”，只能是粗略的“归类”，只要海洋对这个文明体、文化区十分重要，都可以称其为由诸多“海洋文化”现象构成的“海洋文明”。

世界不同沿海国家、民族、区域的海洋文化，都既具有其作为海洋文明及其海洋文化的共性，又具有其本国、本民族、本区域的海洋文明及其海洋文化的个性。就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早期历史而言，不同区域的生存环境及其生活资料来源，决定了其早期的文明模式和文化特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类沿海、环海地区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是其早期历史上的基本文明模式和文化特性。例如中国先秦时代沿海的齐国地区、燕国地区、吴越地区等①；公元之前先后不等的腓尼基地区、古埃及地区、古希腊地区等，都是这样的海洋文明区域。但随着人类历史的进展和国家、民族的整合及其文化区域的扩大与演变，多种模式类型的海洋文化区域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期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以沿海、环海或海中岛屿为疆域空间的“海洋”国家、地区和民族，其海洋文化是“单一型”的；以沿海、环海和岛屿与幅员辽阔的大陆同构为疆域空间的“海洋”国家、地区和民族，其海洋文化是“复合型”的——即海陆兼具、互动互补、整合汇融的有机整体。这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海洋文化区域的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以环地中海多个海洋文明的“单体”为代表；后者以环中国海海洋文明的“整体”为代表。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容易看不清“这一个”和“那一个”的面貌的区别。人们长期以来看不清中国海洋文明亦即海洋文化的面貌，也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看清西方海洋文明亦即海洋文化的面貌的缘故。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亦即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史范围内比较中国海洋文明亦即海洋文化与西方的模式及其发展道路的异同，是确立中国海洋文明亦即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定位的一种必需的视角。鉴于此，这里对西方“海洋文明”及其海洋文化的“西方特色”模式及其历史上的兴衰过程作一梳理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知和定位自我。

西方海洋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时代”

“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指的是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海洋文化。欧洲海洋文化早期的“辉煌”时期，学界称之为“古典时期”，主要是处于环地中海的欧洲部分的南欧地区，以古希腊、罗马时期为代表。

一般认为，古希腊文明开始于公元前490、前480的雅典联合各城邦两次赢得波希战争之后，雅典成为古希腊各城邦的霸主的时期。距此之前的大约800年间，爱琴海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是小岛克里特上的“克里特文明”。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爱琴海南部海域之中，面积0.83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我国海南岛3.4万平方公里的1／4。岛上多山，只有北部狭窄沿海平原，物产贫乏，其现在的种植作物也只是以油橄榄、葡萄、柑橘居多，其生活资源只有靠“进口”，在当时实际上只是一个地中海贸易的中转站，靠为停泊的船只服务和收取“进港税”亦即“过路费”发财。这样的坐收渔利的“文明”自然令强盗眼馋，而它自己的力量太小，弱不禁风，似乎一夜之间，即被外来的多利亚人的入侵所毁灭。其后，地中海贸易的中转站亦即靠收取“过路费”发财的地点便转占到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迈锡尼，于是又有了“迈锡尼文明”，但这些小文明同样弱不禁风，同样又被多利亚人的入侵所毁灭。自此希腊完全陷入封闭贫穷的荒寂状态，史称希腊历史的“黑暗时代”。人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的主要依据是《荷马史诗》，故而也称为“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同样是一个战争时代，到了“荷马时代”末期，希腊在战争中吸收非洲埃及文明、亚洲的小亚细亚文明，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一方面通过战争和地中海贸易掠夺财富，一方面通过奴隶制度积累财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和奴隶构成的小城邦，其中雅典是较为发达的一个；建立了海战军队，依靠其地理优势，控制了巴尔干半岛海上贸易航路，从而招惹来了西亚波斯的嫉恨与侵略。

地中海周边和欧洲地区的早期历史一直是“小国寡民”、时不时战争四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期。雅典之所以赢得反抗波斯大军反复侵略的胜利，并短暂地巩固了其地位，靠的是海上军队；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以海军强大自傲，四处侵略，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后（前415年），雅典对西西里岛的斯巴达发动远征，结果以惨败告终，元气大伤，无力抵御斯巴达的反攻，至前405年，雅典海军被全歼，次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成了希腊的新霸主。古希腊自己的文化占据历史的“峰值”，仅仅几十年时间。但斯巴达的霸权统治也未能长久，希腊各城邦陷入混战之中。在此时期，位于希腊北部、原被希腊人视为蛮族的马其顿趁势靠军事崛起，马其顿在菲利普治下，于前338年又取得了对整个希腊的控制权。前336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即位，一方面平定希腊城邦的起义，一方面于前334年率大军渡海东征，拉开了“征服世界”的序幕。于是，波斯被亚历山大击败，原被波斯占领的叙利亚和埃及先后被亚历山大占领。波斯国王企图求和，被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拒绝，双方于前331年爆发高加米拉战役，亚历山大再一次取得胜利，并乘势攻下巴比伦，宣告波斯王国灭亡。亚历山大继续东进，战火直烧到印度河流域，后无功折返。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他“征服世界”的美梦化为泡影，他占领的所有地盘随之分裂。但无论如何，“古希腊”早已风光不再。公元前146年，希腊地区被罗马吞并。

罗马本是一个古代亚平宁半岛的城邦，后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大国。罗马的来历，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大约公元前800年，一条母狼从怡伯河中救起国王的两个孩子并用乳汁喂养他们，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从篡夺了王位的叔父手中夺回了王位，并在有七座山丘的地方建立了罗马城，母狼也因此而成了罗马城的象征。史学家一般把这个“吃狼奶长大”的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或四个时期，也只能从“传说时期”开始，相传公元前750年左右在古亚平宁半岛的台伯河畔出现了罗马城邦。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开始形成阶级和国家。在战乱争夺中，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基本统一了亚平宁半岛；通过继续不断的百年混战，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由罗马最后征服了北非迦太基、伊比利亚半岛大部、马其顿和希腊等地区，形成了欧洲及环地中海的“罗马时代”。

在这一时期，罗马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是“共和制”，社会基础是大庄园奴隶制，上层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奴隶反抗奴隶主的起义此起彼伏，上层权力斗争交织延续，经苏拉独裁、前三雄同盟和恺撒独裁、后三雄同盟等反反复复，各种势力、各大地盘战战停停，从公元前2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至前1世纪30年代，史称“百年内战时代”。而不断扩展地盘，四处征战、吞并，是转移内部矛盾的暂时办法，于是这一时期罗马的版图不断扩大，最大时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群岛，东达两河流域，南至非洲北部，北迄多瑙河与莱茵河。由于版图过大，被分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控制，却因此导致双方大战又起。公元前31年，共和制瓦解，走向集权独裁，史称“帝国时代”。    

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约两个世纪的稳定，经济、文化有了发展，被称为“罗马的和平”时期。四通八达的道路把罗马大帝国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中心。但到了2世纪，罗马的奴隶制的经济和政治陷入危机，大战又起。192年，安东尼王朝皇帝被杀，罗马又进入近百年的战争混乱时期，史学家将自193年塞维鲁王朝建立到235年灭亡这段时期称为后期帝国时期，此间一直战乱频仍，皇帝更迭频繁，在235年—284年的近50年间，罗马接连出现了20多位皇帝，平均只在位2—3年。奴隶和隶农的起义遍及各地，始于安东尼王朝后期的社会、经济和军事危机于公元3世纪达到空前规模，因此一些史家又划出一个3世纪的百年“危机时期”（193年—284年）。这一时期，公元1世纪在地中海东岸兴起的基督教，于2、3世纪传播到了西部。

284年，近卫军军官戴克里先篡夺政权，实行“戴克里先改革”，即鉴于帝国因过于庞大不断出现战乱难以统治，也不便于抵挡北自莱茵河南自埃及的“野蛮人”的不断侵扰，他的办法就是将庞大的帝国分裂，最先是一分为二，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分作东西两部分，于292年任命自己为东部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为西部帝国皇帝，并分别在东部和西部分别建立新都，遗弃罗马都城；293年，又实行了“四帝制”，即将罗马再度分裂为四部分，四个“皇帝”各自统治罗马的1／4。由此，便将罗马永久地分裂掉了。后经不断战乱，四帝又被废掉，由君士坦丁于324年当权，但难以维持，330年只好迁都拜占廷，更名君士坦丁堡，新都还未坐热，仅仅几年，337年君士坦丁死去，战乱又起，罗马复归分裂。至395年，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就连一丝一毫联系也荡然无存。西部罗马经济不断出现危机，人口减少，田地荒芜，城乡萧条。410年，西哥特人占领了罗马，452年，匈奴王阿提拉又打败西哥特人占领了罗马，455年，汪达尔人又打败匈奴人再陷罗马，476年，北方的日耳曼人又大举入侵占领罗马。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在罗马的地盘上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等一个个“蛮族王国”，昔日的罗马早已没有了踪影。

这一时期罗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是通过希腊人的字母记述自己的语言的，其书写材料除石头、金属（如青铜板）和木板外，主要是纸草和羊皮纸。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史料本来就少，罗马帝国灭亡后又几乎全部被毁，涂蜡的木板和纸草卷在火灾中化为灰烬，铜板档案或是在火灾中熔化，或是被制造武器或其他用品，关于古罗马的历史，其实人们难得其详，有许多“辉煌”是基于神话传说，由欧洲的史学家们虚构和中国的西方史学家们用“伟大”、“辉煌”、“无与伦比”之类的词藻堆砌“高评”出来的。

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东部，历经人民起义、外族入侵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于7世纪左右进入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并不断抵抗着萨珊波斯、阿拉伯人、罗斯人、马扎尔人、突厥人的不断进攻。1453年，君士坦丁堡终被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率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舰攻陷，东罗马寿终正寝。

“在经院式历史教科书的重复塑造下，近千年的古罗马历史被固化为一首充斥着权力角逐、英雄、战争与阴谋家等音节的史诗。”②自然，“这些不过是古罗马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迷人且一直在时光中焕发恒久光彩的，却是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古罗马的生活是“古老公路和尘土飞扬的市区街道，深入到古罗马人的乡野、庄园、社区、作坊、浴场、集市、贵族别墅或下层家庭里去，目睹由兼职经商的官员、在大街上露天授课的教师、怯于航海的水手、靠火灾致富的商人、只准在夜间劳作的骡子车车夫、沉迷于公共朗诵会的贵族、‘吃了吐，吐了吃’的饮食狂人、在公共厕所里并肩集体聊天的市民、一生平均有三次婚姻的上层人士、为稳定男奴阶层而存在的献身女奴等等众生相”。③这就是古罗马“众生相”的真实写照。

西方海洋文化“黑暗的中世纪时代”

显然，古希腊、罗马的“发达”是不可持续的。古罗马之后，自5世纪开始，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欧洲处于欧美史学家所称的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之中。“黑暗的中世纪”，意即欧洲中世纪是停滞的一千年，沉静的一千年，宗教狂热和火刑架的一千年。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及后来的欧美普遍称中世纪为“黑暗时代”。野蛮、黑暗、残酷、压抑、血腥，是这一时期的代名词。

将中世纪定性为“黑暗”，无非是像不少人指出的那样，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人们“别有用心”地强加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文艺复兴”的“光明”性。一味地“往中世纪脸上抹黑”，一味地夸大它的“黑暗”程度，目的是用以证明“黑暗”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和“民主政体”的“伟大”和“光明”。也有人评价中世纪是充满了上帝之言、祈祷之声和人心祝福的一千年，是西人走向内心、修炼趋圣的一千年，是人们都想着死后上天堂以及世界末日来临，把活着看作必须忍受的痛苦，时时处处在宗教裁判所和精神压迫中生活的一千年，是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和“民主政体”的普及做充分准备、充分筹划的一千年。不过，这种评价完全是非历史的，好像欧洲人故意走向“黑暗的中世纪”，故意在“黑暗中摸索”了一千年，目的就是要在一千年之后再把这一千年彻底颠覆。这反而是荒唐的。

其实，说“中世纪”黑暗也罢，“光明”也罢，都是不同的人们对这一千年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历史事实是，在欧洲的“古典时期”，地中海中的爱琴海古希腊文明是通过海路引入、掠夺，接受了北非、西亚的文明成果之后发展起来的，被颠覆之后，文明的重心转移到了罗马半岛，罗马时期走的依然是古希腊的老路，一直与掠夺、战争、混乱相伴随，其翻来覆去的范围，一直没有超出环地中海的圈子。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在5世纪到15世纪的“中世纪”时期依然在战争、掠夺与基督教的禁锢并存中生活，地中海海洋发展一直乏善可陈，而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环北海区域，逐渐进入了以“维京人”（Viking）为主体的“北欧海盗”时代。如果这也算作欧洲的“海洋文明”，则欧洲的“海洋文明”的重心，又从南欧转到了北欧。只是“古典时期”南欧的“海洋文明”尚不是纯粹的“海盗文明”，而“中世纪时期”北欧的“海洋文明”则是地地道道的“海盗文明”了。

维京人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疆域，也有人将欧洲这一时期称为“维京时期”。据欧洲语言学家们论证，“Viking”一词一说是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语言，“vik”意为“海湾”，“ing”意为“从某处来”，“Viking”即在海湾中从事活动，“维京人”就是在海湾中从事活动的人；另一说是来源于古英语“wic”，意为“进行贸易的城市”，因为后来部分维京人定居到英伦岛上了，并进行海上贸易。也有人考证说“Viking”在冰岛土语中即意为“海上冒险”，英语“wicing”一词在古代盎格罗—撒克逊诗歌中即已出现，意即“海盗”。无论如何，在18世纪的“维京人”的传奇故事中，直到20世纪的欧美人语言中，“维京人”就是指海盗，“维京人”的故事就是海盗故事。“维京人”在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等地都设立了殖民地，一方面四处抢夺过往的船只货物，一方面自己也进行海路交易。“维京人”活跃的时期，被称之为北欧“维京时代”，当时北欧一带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是到了维京时代的末期，北欧才出现国家、国王等“新生事物”。丹麦等一个个小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具备国家形态的政权的。在“中世纪时期”，北欧和英伦海峡范围内获得了发展，并具有了海上贸易和港口中转和城市发展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在“维京人”的海盗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文艺复兴”发端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后期起扩展到西欧，16世纪达到鼎盛。自此，欧洲人从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自此，欧洲走向了近代。

西方海洋文化“冲出地中海的时代”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西方真实的而不是被歪曲了的近代历史，以认清西方近代海洋发展、“发迹”的海盗式的“海洋文化”道路。只要还原而不是遮蔽西方海洋文化近代“发迹”的真实历史面目，就可以看清，近代以来我们许许多多中国人对它的“惯性”误读到了何种严重程度。

近代西方的“海洋发迹”历史，亦即其近代“海洋文化”的历史，是一部更为野蛮、血腥的罪恶历史。

整个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及西欧地区的经济传统上都是短缺经济，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最重要的必需品日益依赖外部世界供应。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深刻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④

欧洲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中介性的贸易。由此对市场、航线的争夺与反争夺此起彼伏，区域地缘政治变化、航路变化风声鹤唳。这就是欧洲经济文化的“繁华”中心总是走马灯似的频繁起落、频繁转移的根本缘由。一会儿是地中海沿岸，一会儿是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一会儿是北欧的汉萨同盟，一会儿是大西洋沿岸，一会儿又成了西北欧的英、荷地区，不一而足。

西方社会多个时期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海洋的利用上的。在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时期，古希腊、罗马是相对最为“发达”的前后两个地区。只不过这种“发达”是海上攻占、掠夺和对奴隶生产力的无偿占有、少数人聚敛财富的结果。其后就是这种“发达”的烟飞灰灭，整个  欧洲进入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其后就是其“冲出地中海”，航海“发现新大陆”并开始四处侵夺的“大西洋文明”时代。这同样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奴隶贸易、靠奴隶生产的“大西洋时代”。自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400年间，非洲被掳掠到欧、美为奴隶的黑人有2000万之多；在这一数字的背后，因为在抓捕、关押过程中的不堪忍辱、饥饿、疾病和装船、航海过程中反抗、跳海等而惨死的非洲人有2亿。⑤由于西方海外殖民强盗和奴隶贸易贩子们将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黑奴贸易”竟然成为一个专门发财的大行业。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被贩卖到美洲以及印度洋、亚洲由殖民者开办的矿井和种植园中做奴隶，这成为西方海外殖民国家通过海路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⑥黑奴贸易以及美洲的黑人奴隶制又为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达”积累了资金、提供了条件。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海洋文化”的发迹史。

当年西方殖民者，在大西洋上形成了一条“三角贸易”，大发横财：出发——贩奴船从欧洲港口装载上廉价工业品启航，航向非洲以换取黑人；转程——从非洲载满黑人奴隶，横渡大西洋直赴美洲殖民地，高价出卖，用这些奴隶换来的钱“兑换”美洲殖民地的廉价原料、美酒与宝物；回程——返航欧洲，用美洲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加工成廉价工业品，重新启航。这就是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的循环路线图。

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海洋文化”的发迹，一方面造成了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为主广泛出现了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例如在葡萄牙各城市，输入的奴隶占人口总数的1/10⑦；另一方面，通过黑奴贸易及其他海外掠夺聚敛的大量财富并未转化为发展本国经济的资本，由此也造成了社会上层，包括王公贵族、海盗富商、资本家、知识精英等在本国之内、在各国之间对金银财富的无休止的贪欲、竞争、掠夺，和放荡轻浮、炫耀奢侈、挥霍而又吝啬的生活，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所谓“文艺复兴”，这一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15世纪在欧洲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恰恰为欧洲这一海上掠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海洋文化”的发迹解除了一切道德的“禁锢”、制度的“锁链”，创造了充满“激情”、任性、放荡不羁的观念与思想空间，于是他们可以“道德沦丧、恶性膨胀、物欲横流、野蛮成性、为所欲为”了。而所谓“西方文化”，正是由这样的社会上层所控制、所体现的。王公贵族、海盗富商、资本家、工厂主农场主亦即奴隶主和为其鼓吹、呐喊的知识精英们控制着经济，控制着社会，控制着舆论话语权，于是他们自视为世界中心，视别的民族都是“异教徒”、别的文化都是野蛮文化——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化”。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文明是“罪恶的文明”⑧。

一般估计，非洲在400年间人口停滞不增，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从1/5下降到1/13，与此相伴的是非洲人全面的赤贫、破产、饥饿、死亡，全面的浩劫；美洲土著被大量屠杀、沦为奴隶、被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导致的流行病传染，大部分惨死，2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亚洲、大洋洲的大面积地区被其“坚船利炮”沦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惨受剥削和屈辱，比如对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和全面殖民、对中国的鸦片毒害和战争侵略。可以说，西方的“发达”从头到脚沾满了非洲、美洲（殖民者们叫做“新大陆”）、亚洲、大洋洲各地人民的鲜血。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直到18世纪中期，这些欧洲野兽们还在剥印第安人的头盖皮：“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

在南非罗安达以南30公里处的大西洋岸边，有著名的罗安达奴隶纪念馆。纪念馆不大，却记录着数百年间欧洲人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的历史，载满了非洲千百万黑人奴隶抗争的呐喊。纪念馆里有一组图片，其中一幅图中一个戴手铐脚镣的奴隶回头对身后的白人殖民者说：“我是人，不是野兽。”那个殖民者面色如铁，毫无表情，用枪口对着奴隶，强迫他继续前行。图片的下方摆放着一排枪械，那是当年殖民者用来镇压奴隶反抗的。自1482年在安哥拉登陆并于1576年建立罗安达城后，葡萄牙殖民者不断向安哥拉内地深入，从这里开始干起贩奴的罪恶勾当。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80年代的奴隶贸易初期，殖民者与奴隶贩子组织“猎捕队”，通过发动战争劫掠奴隶。后因受到黑人的反抗而出现伤亡，他们改为使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例如，在黑人部落之间制造矛盾，让黑人自相残杀，然后将战俘掠卖为奴隶；或者在黑人上层寻找代理人，并向其提供武器，让其以强制手段逼迫下属就范。纪念馆图片下方枪排旁边的地面上，是一副带着铁球的脚镣，如同室内地面中心放着的木枷一样，是防止奴隶逃跑的。一旦奴隶试图从船上跳入水中，铁球将使他们坠入万丈深渊，木枷也将紧紧束缚住他们的双手使其无法活动而沉入海底。非洲黑人的处境极其悲惨。被捕获的黑人交给奴隶贩子后，立即被驱赶到海滨防守严密、拥挤不堪的据点，带上木枷和脚镣，甚至用铁链将他们锁在一起，等候贩奴船来接运。从佛得角到安哥拉长达6000多公里的西非沿海地区，散落着大大小小近百个从事奴隶贸易的据点，有些至今遗迹犹存。⑩

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西方列“强”“发迹”的罪恶、拖欠非洲人民的这笔血债——奴隶贩卖问题，成为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的主题之一。非洲国家提出要求西方为历史上的奴隶贩卖道歉，要求西方为殖民统治非洲进行赔偿。2007年，联合国纪念奴隶制结束200周年。

众所周知，西欧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世纪”的封建时代，这个地区分散为许多彼此竞争的小国，有的国家内部又分裂为众多的小国或不相统属的贵族领地，物产贫乏，到处是短缺经济，所以激发了贸易、激发了竞争，互相争夺，战争不断，不能安生、不求安生、不会安生，即使是约占1／3的贵族和平民“公民”们的“富裕”，也是以约占2／3的连“民”都不是的奴隶们用生命、血汗、狗不如的生活换来的。

为了控制贸易通道，为了争夺贸易市场，公元14世纪，只有8000万人口的欧洲分为500多个国家，在1500年—1800年这三百年里，征伐不止，战争几乎使整个欧洲全部卷入其中，都成了战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相互残杀，从不停息。”⑪在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发生过多次，从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参战国家在五个以上，甚至十多个、几十个的大型国家集团大混战，至少有六七次。战争就是对贸易通道、贸易市场的竞争掠夺，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崛起的关键因素，其实就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对贸易通道、贸易市场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战争，是1756年—1763年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这是英、法争夺海上霸权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大战，是英、法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大战。这七年间，仅“著名”的大战役就有39次。七年大战的最后结局，是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奠定了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诞生了“日不落帝国”；法国从此一蹶不振，政权动荡，欧洲霸主地位丧失。英、法这个“海峡两岸”的相向小国，有着长期、不断战争的秉性。在此之前的“百年战争”，从1337年几乎连续不断地打到1453年，大战116年。

英国的“崛起”，一方面是如上所说通过战争夺得的欧洲的海外贸易通道的转移所致，另一方面，作为其“基础”，是由于英国本土的煤矿资源。这两者都发生在英国，完全由于偶然，而非必然。如果英国不是“欧洲的山西”，且多是极容易开采的地表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机器时代和“工业革命”。其物产贫乏，生活日用品短缺，急需大量进口，而海外贸易入不敷出，即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加之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又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穷则思变”，地表煤矿资源帮了英国的大忙，于是向地下发展——掘煤开矿，成了英国人能够获取的重要“资源”，而在这一过程中，出身低贱、“文化”很低的体力劳动者“瓦特”们（而不是那些“科学家”，当时欧洲的科学，依然基本上垄断在天主教会那里，并没有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发明了蒸汽机等，这就是“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法国、荷兰，更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1800年，英国的煤炭的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即使如此，仍然没有改变其与东方的贸易巨额逆差的局面。直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争夺世界市场中成了西方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占了极大的比重，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何况中国的进口额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鸦片进口额。英国商人为了平衡其贸易逆差，竟然向中国倾销鸦片，导致中国政府不得不禁烟，而英国人竟公然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并由此带动了西方“列强”的纷纷东来。他们之所以东来，不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

这就是西方通过海洋发展“发达”、“崛起”的“海洋文化”道路。

近代中国与西方“海洋国家”国力对比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欧几个岛屿、海岸之国的“闯海人”驾着他们的小船，偶然地闯到了他们至死还以为是“印度”的美洲。由此，西方人称之为“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历史被逐渐展开，西欧国家的海上贸易航线开始始发于欧洲大陆西海岸，由此造成了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成就了大西洋西岸荷兰和岛国英伦等的崛起，自此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近代”历程。在此之前，尽管荷兰、英国等都是小区域型的沿海、岛屿国家，其文化类型显然是海洋文化，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发达”、“先进”的命运。但是，历史的“机遇”却这样偶然地降临到了他们面前。一方面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使他们 看到了外部的世界，一方面是其本国本地区生活条件的困苦使他们既相互争夺，连年混战，又不得不左冲右突，另寻出路。尤其是从16世纪下半叶起，地中海地区的谷物生产状况恶化，加上因城市人口增长，造成了几乎整个欧洲地区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由此，海盗式的西方海洋文化开始走向了极端。如荷兰作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阿姆斯特丹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商港，航运之盛跃居全欧之冠。⑫也这一切就是靠殖民掠夺和海上霸权——荷兰的海外舰队总吨位约占当时世界总吨位3／4——来支撑的。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荷兰“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在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并为此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⑬“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⑭但荷兰人的这种局面不能维持长久，从17世纪末开始，荷兰经济实力逐步减弱，到18世纪阿姆斯特丹已经一蹶不振。⑮这时的英国凭借其地下煤炭资源，有了工业生产、可以制造工业品的优势，迅速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伦敦成了全欧洲的经济“中心”。至于这个“中心”规模如何？1500年至1800年整个欧洲也只有8000万人，分布在数以百计的“国家”中，许多“国家”只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大一些的也只有几百万；如16世纪的英国，全国人口只有约300万人，直到1741年才达到590万，1800年时总人口集聚到866万，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大省的人口的1／10，或者一个较大城市的人口；而18世纪亚洲人口占世界的2／3。

被欧洲人自诩为“先进”、“发达”的“海洋文化”标本的欧洲地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总体上比东方落后得多。即使在它们“发现”了“新大陆”、并“发现”了他们所知的“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东方时，除了羊毛、呢绒和金属制品等少数商品之外，他们一直拿不出更多适合东方国家需要的商品来进行交换。欧洲的经济长期是短缺经济，这就是长期以来东西方贸易不能保持平衡，西方始终进口大于出口，一直存在着巨大贸易逆差的缘由。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例如1781年—1790年，仅中国运往英国的茶叶一项，就达9600多万银元，而1781年—179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呢绒、布匹等全部工业品仅1600多万银元，不如中国输出给英国的茶价的1／6。为了弥补贸易逆差，他们大量往中国输入鸦片。下面的列表是“鸦片战争”时期欧美与中国经济贸易对比的“常识”：

表1 鸦片战争前中国与欧美贸易情况表（价值单位：银两）⑯

表2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情况表（价值单位：银两）

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而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欧洲其他国家与中国贸易的情况同样基本如此，以致于其在与中国贸易初期不得不以黄金和白银来支付，这就造成了大量金银的外流，使欧洲上层社会本不宽裕的黄金储存耗尽，经济日益窘困，急需开辟新的财源。这是欧洲一方面纷纷抢占美洲，四处探挖金矿、贩卖奴隶、开拓市场、强行让别人“改革”制度“开放”国门、野蛮侵略、四处扩张和残酷殖民，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往中国输入鸦片、丧心病狂地残害中国人的直接动力。

近代以来不少国人由于自卑心理，只按照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观念和话语“理论”解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对中国历史的真实不求甚解，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

其实，即使是一些在西方不占“主流”的外国学者，也在历史上提供了对中国的真实写照。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清代中叶曾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中国见闻录》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当时乾隆皇帝说中国“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尽管被不少“现代”国人嘲讽，却并非夸饰自傲之词。

长期以来，被一些论者说成是“小农经济”、“商业不发达”的中国商品经济，在历史上是相当繁盛的。即使是那些被长期诟病为“小农经济”的“典型”地区，即使在被长期诟病为“处在封建主义风雨飘摇”、“封建皇帝盲目自满、昏庸无知”时期的清代乃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商业经济的发达程度也每每被赞叹为“繁华”、“兴盛”、“极度繁荣”⑰，不管是沿海还是内地，形容某城某地“科第接踵，舟车毕集，货财萃止，诚天下佳丽之地” ⑱、“颇属繁盛”⑲、“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 ⑳、“牵挽往来，百货山列”㉑、“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㉒之类的史籍记载俯拾皆是，兹不一一列举。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所说，中国明清时代“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 ㉓

整个18世纪，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2／3，到1755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80%的产品；所有欧洲地区、非洲地区和美洲地区相加，才仅仅生产着世界上20%的产品。㉔当代学者罗伯特・B·马科斯在其《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这样描绘18世纪中期的中英力量对比：“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太小了，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立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实力悬殊。” ㉕

中西方的人们看待对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的中世纪直至近代的早期，是西方仰视中国和中国俯视西方；第二阶段是近代中期西方列“强”开始有了“发迹”的本钱之后，西方开始平视中国，中国也开始平视西方；第三阶段是鸦片战争之后，是西方俯视中国和中国仰视西方。历史正好是被颠倒的。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仰视西方、西方俯视中国依然是西方和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主流，但也有一些能够实事求是的西方学者，反对“西方中心论”，主张“东方中心论”，并形成了一股潮流。较早的是著名学者李约瑟，他在《中国科技史》中每每与西方相对照，并列出一个图表，列出了中国的几十项创造发明与欧洲最初采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大多数时间差达10到15个世纪，最大的时间差是25个世纪，最短的时间差也有1个世纪。查尔斯·辛格等编写的《技术史》第二卷强调，从公元500年—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并在书中复制了李约瑟的图表，用于说明。还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罗伯特·马克斯的《现代世界的起源》以及近年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㉖等，也都认为西方率先现代化纯属偶然，强大的中国有可能发展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海洋文明的不可持续性：我们应有的认识

世界进入“近代”的标志，是西方国家之间在激烈的海外殖民掠夺竞争“运动”中形成了靠海上武力打拼、争霸世界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西方海洋文化”。他们来势汹汹，先是控制了曾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长期扮演重要的中转与集散角色的中东及南亚海洋文化区域，并对这一区域实施了长期的殖民占领，进而又开始把魔爪伸向东南亚、东北亚区域。至此，以中国为中心国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东亚和平式海洋文化形态被侵略、被干扰、被转型。就连中国这样的文明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幅员最为辽阔的世界大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方世界都没有阻挡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因此，在接下来的自19世纪中到20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里，西方海洋文化主导了天下。其造成的结果大略有三：一是其各殖民地原住民人口的大面积沦为奴隶和大面积死亡，各殖民地原住民文化传统的毁灭；二是西方“列强”之间抢占、瓜分世界地盘之后的相互厮杀，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殖民地反抗，由此导致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几十年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人口接连遭受到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性灾难，人类文明进程在战火中变得满目疮痍；三是早在19世纪就在西方世界营垒里诞生两个世界巨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用思想照亮了世界反对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推翻西方式罪恶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道路。先是当时的巴黎革命及其人民公社使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得到了实践——尽管是短暂的实践。未几就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1991)，并通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和世界各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催生了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诞生。只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和区域产生的，在经济实力上还难以在短时期内与帝国主义阵营抗衡，这才导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物质至上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从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性解体和社会主义势力的一度式微。

总体上讲，崇尚西方、将代表着西方近现代“强势”文化的“西方海洋文化”视为“先进文化”的观念，主导着19世纪中到20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直至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才呈现出“多极化”的端倪，其中在世界东方的上空还飘扬着社会主义红旗的中国，已开始成为世界多极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近一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的弊端及其后遗症越来越明显，“西方文化强势论”、“西方文化先进论”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世界文化多样化”、“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的理论和主张正在被世界普遍接受，中国文化的和合、和谐、和平发展模式包括其海洋发展上的理念、主张和实践，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世界认同。

毋庸讳言，自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的这些“发家史”及其本质、本性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一方面批判、谴责其过程，一方面赞美、羡慕其结果。因而导致更多的人对于西方列“强”的海洋“发迹”史，不但已经“健忘”了，而且反认为他们这样的发展道路是对的、应该的；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也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否则就是“封建专制”，就是“小农意识”，就是“闭关锁国”，因此必须全盘否定。这就是我们近代以来一次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嘲笑中国和平、和谐式发展道路，主张西化，主张“向国际看齐”“与国际接轨”“纳入国际体系”，实即西方看齐、与西方接轨、纳入西方体系的认识论原因。

诚然，上述对西方海洋文化模式的肯定，是基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强势的价值认同，因为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东侵、中西方碰撞、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毕竟失败的是中国；“落后就要挨打”，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保证中国不败？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走他们的道路。应该说，这样认识问题的动机是爱国的，也是自近代“洋务派”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坚持的主张，但事实上这样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反复给予阐明。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在投降派、尤其是“洋务派”手中造成的。

以前被人们有意无意遮蔽的是，鸦片战争之后“国粹派”、“洋务派”的论争和势力的消长的最终结果是由洋务派（也同样是投降派）如李鸿章之流掌握了“话语权”和操作权。视西方这些小国强盗集团为“列强”，不敢惹洋人不满，更不敢惹洋人生气，自甘受辱，为的是保全自己办理“洋务”的既得利益及其上层集团的整体“腐败”利益，“洋务派”亦即投降派与列“强”们采取了不战、投降、合作，甚至是里应外合的动辄求和、动辄签约、动辄割让、动辄赔款、动辄引狼入室，同时积极为列“强”们卖力推销战舰、军火、商品的策略。“洋务派”的实质，“是封建军阀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用的新军阀”，“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洋务运动“重在防内并无对外的意图”的作用就是“加深殖民地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7）。即使洋务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李鸿章，1874）；“自洋务兴，中国为岛族所轻侮”（左宗棠，1880）。正是清朝上层的这一“转变”，使国将不国，全国民众看不到希望，由此普遍的声讨汉奸卖国贼、大规模的“反清灭洋”运动，才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与外来洋人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的“反清”、“灭洋”、“反清灭洋”起义竟然达100多次。而在“鸦片战争”之前，即使拿清王朝这个非汉族政权而言，除了清初由明清政府转换而导致的多次反清运动和各地起义，基本上是社会安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文化繁荣的，尽管官场腐败、内部争斗，阶级、阶层矛盾什么时候都有。

可以说，正是西方列“强”的东侵，正是面对西方列“强”东侵的国内投降派、尤其是“洋务派”才导致了中国近代政局、思想、社会的混乱和国家从强大走向衰微，导致国家毫无民族凝聚力，社会四分五裂，如一盘散沙，经济遭受外国列“强”、本国“洋务派”双重剥削、挤压，民生水深火热。近年来不少人主张为“洋务派”即投降派翻案，认为西方的近代化代表了“世界潮流”，这就失去了起码的人类正义感和对中国文化悠久历史的基本尊重。“世界潮流”不能、也不应该是四处侵略。当时世界上有数百上千个“国家”，所谓“西方列强”，即靠“坚船利炮”四处侵略的“列强”，实际上一共就几个西欧小国，且他们自己也是互相争斗，互相侵略，相互残杀，靠武力、靠侵略、靠殖民，把世界各地都视为可以占领、掠夺、侵吞的对象，从而“瓜分”了世界。这与“世界潮流”绝对不能同日而语。曾几何时的“马拉车夫”荷兰、“日不落帝国”英国、迅速崛起的日本等一个个岛国，一番番折腾，给别人造成灾难的同时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个个依然是“复归原位”。就连世界上的几个大的古代文明，也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下来，这其中的缘由，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在历史发展上选择的道路是和平的，没有通过自己强大的海洋发展能力去四处侵略、占领、殖民，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本性使然。中国近代的受辱和落后，并不是中国发展模式包括海洋发展模式自身的结果，而是由于外部侵略造成的。总结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受辱的教训，一味地自我谴责、自我否定，一味地强调向侵略者学习，无异于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无异于自甘受辱，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自惭形秽，越发抬不起头来。近代史上的“洋务派”占据话语权的结果，是军事、经济以至于政治处处受制于“洋人”，动辄不战自败、动辄割地赔款，由此导致近代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推翻三座大山，是民族自强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不是西化、奴化的结果。如何才能更好地防止强权的侵袭，如何才能彻底地消灭强权，如何才能稳操胜券？还是需要民族自强、民族自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㉗民族自强、民族自信，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真正强大的力量源泉。

在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我国面对来自海上的侵略威胁并没有消减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包括海防力量以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和平发展，包括海洋和平发展，则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而且也正是中华民族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精神道德理念的最高境界——中华民族一直主张、信守，至今是我国政府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基本准则。我国的国防包括海防力量已令敌人胆寒，但我们的战略准则是战略防御而不是战略进攻。中国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态、友好和平之德、兼容并包之体，不仅在历史上通过海陆互动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海外政治文化交流，曾经使东亚地区众多国家、民族自觉自愿地成为了中国文化圈中的一员，显示了其强大的感召力；在当今全球性海洋竞争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也同样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其令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人民赞赏、折服的精神魅力，并成为世界和平包括海洋和平的坚强依靠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断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此，系统、整体地研究和阐述中华民族自上古以降海洋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丰富内涵，再现中国海洋文化始自远古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灿烂的传统精华，阐明中国海洋文化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中国海洋文化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突出的东方特色和价值体系，为中国乃至人类今天和未来的海洋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镜，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中国既要加快自身的发展，又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就应该弘扬自己的主体文化，包括海洋文化，通过海洋发展、构建和谐海洋，一方面满足自身的海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一方面向人类展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世界魅力和影响力，影响世界当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发展报告培育项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JBGP049）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

注释：

①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地大兴“渔盐之利”，就号称“海王之国”。见《管子·轻重五·海王》。

②③［英］纳撒尼尔·哈里斯：《古罗马生活》，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年。

④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3页。

⑤对此数字，中外学者研究统计多有出入，但对其惨状的具体描述是一致的。参见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章和第2章。

⑥⑧⑨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394、257—258、256页。

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黎念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46页。

⑩李新烽：“海滨奴隶纪念馆——安哥拉纪行之一”，《人民日报》，2002年3月17日。

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1819年）中说，亚洲各国“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他们自己的迅速没落。”试图通过亚洲、中国与欧洲的对比，力图精心构造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新世界”谎言。

⑫⑬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0页。

⑭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0页。

⑯此表及下表数据来源于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5页。

⑰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以下临清、德州、济宁、淮安4例引述俱见该文。

⑱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六《疆域志·风俗》、卷九《关榷·税额》、卷十一《市廛》。

⑲李树德等修：《德县志》卷十三《风土志》。

⑳杨定国：《义井巷创修石路记》，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四《建置志》。

㉑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志》。

㉒范以煦：《淮壖小记》卷四，咸丰五年刻本。

㉓［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33—234页。

㉔韩毓海：《漫长的十八世纪：历史的“偶合”》，《天涯》，2008年第5期；张西平：《在东方相遇：东亚与欧洲》，《文景》，2008年7、8月号合刊。

㉕韩毓海：《漫长的十八世纪：历史的“偶合”》，《天涯》，2008年第5期。

㉖［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姚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㉗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