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教授专著《〈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太平广记》的成书与小说态度。

关于《太平广记》成书，自王明清提出“老英雄法”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本课题组通过梳理、分析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认为“老英雄法”之说并非编纂《太平广记》的根本原因，《太平广记》的编纂，不仅与宋太宗的小说好尚以及文献资料的充足特别是小说资料的充足等诸种因数密切相关，也与李昉等编纂者的小说态度有关，更是宋初小说观念与小说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广记》的引书与汉唐小说的确认。

通行本《太平广记》（谈恺刻本为基础）前有一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对这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到底是原书所有还是后来的整理刊刻者所加？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课题组通过对其本身细致的分析考察以及相关文献的考察研究，认为《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当为成书时既有，为李昉等编纂者所编定，并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其又有所增补。但《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并没有全部列出所有的《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而只是部分引用书目。本课题组通过细致的考察分析，大致厘清与统计出《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约为四七四种，如果计入汪校本无而见于《太平广记》其他传本者，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有五〇三种。考察《太平广记》的这些引用之书，主要属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小说”、“野史”、“传记”、“故事”等类别的著述。通过对《太平广记》从这些引书中选篇情况的分析，课题组认为，故事性原则与人物中心原则是《太平广记》选篇的两个重要原则。《太平广记》按照故事性与人物中心原则广选博取，在事实上确认了这些被选篇章的小说性质。由于《太平广记》选录范围几乎涉及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各类著述或者说文献，因而，也就在事实上清理、确认、辑存了先秦汉唐小说。在这一意义上说，《太平广记》实际上对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大致确认了先秦汉唐时期小说存在的范围、数量，基本将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收录其中。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三、《太平广记》的体制与汉唐小说的分类。

《太平广记》的体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课题组认为，《太平广记》在总体格局上是类书体制，但与通常的类书即“包宇宙而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不同，亦即借鉴了类书体制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类编格局。因其主要收录小说，几乎囊括了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重要小说，且全文照录，因而又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本课题组通过对《太平广记》体制的细致考察分析，认为《太平广记》通过类编体制，按照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编排先秦汉唐小说，实际上就是将先秦汉唐小说分成了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实现了对先秦汉唐小说第一次系统、全面、细致的分类。尽管《太平广记》的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这种按照题材内容分类编录的做法，却抓住了小说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最高要素”——故事——来对小说进行区分，就此而言，《太平广记》是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成为后世对汉唐小说进行题材研究、主题研究等各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太平广记》的编定与汉唐小说的总结。

中国古代小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可称为文类小说，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观念与小说实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广义的小说即文类小说，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逐渐与狭义的小说即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重合，走向同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太平广记》的编纂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关键性节点。本课题组认为，《太平广记》以其兼收并录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的做法，在实践中将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并合，从而实现了文类小说即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范围的扩大。同时，《太平广记》又以其卓越识见，按照人物中心和故事中心的原则选录篇章，收录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即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完成了一次对先秦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清理和整辑，将几乎所有先秦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至少是将先秦汉唐小说、准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汇集一处，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对先秦汉唐小说的客观总结。特别是在人们对唐人传奇小说的身份、特征等尚未完全了解的时代人文背景下，《太平广记》对唐人传奇小说的选录，实际上是第一次对唐人传奇小说创作的全面考察和清理，并基本完成了从整体上对唐人传奇小说身份与小说属性的确认，直接启导并推动了两宋金元时期最终将唐人传奇小说纳入文类小说之中的进程。

五、宋元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抄刻流传与汉唐小说的传播以及《太平广记》在汉唐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

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奉圣旨雕印板。但据王应麟《玉海》，在雕印过程中，因有人提出《太平广记》“非学者所急”，故而“收墨板蔵太清楼”。也即《太平广记》编纂成书后，本已开始刊刻，但却在中途终止。本课题组爬梳相关文献，对《太平广记》于宋初成而不刊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所致。《太平广记》的编纂完成后，虽未及时刊行，但从北宋到南宋到金元时期，《太平广记》仍有各种抄本、刻本以及节本流传，从士林到民间，使人们有机会方便地接触汉唐小说、阅读汉唐小说，这不仅促进了人们对《太平广记》中所体现、承载的小说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对宋元时期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的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汉唐小说及其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汉唐小说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特别是由于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太平广记》成为了解汉唐小说的最佳读本，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太平广记》成书后，《太平广记》很快就成为人们了解阅读汉唐小说的首选。降及明清，随着刻书业的进步，以雕版为主而兼有活字等其他方式的刊书技术，都步入成熟和兴盛时期，且由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需求，官刻、私刻与坊刻都极为发达。不像两宋金元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难于寻讨，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则线索清晰，且多有相应的传本存世。《太平广记》在明清时期有多次刊刻，这不仅使《太平广记》本身得以广泛流传，也使其所承载的汉唐小说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明清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六、李昉与《太平广记》。

通过对李昉生平行事及文学、文化活动的梳理、考察，分析李昉在《太平广记》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课题组认为，李昉广博的知识储备、宏通的文学思想与卓越的文学识见，是其能够主持《太平广记》编纂工作并能够迅速完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