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七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五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徐中玉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是从青岛开始的。1934年8月，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了20名学生，报到的只有14名，徐中玉是其中的一位，他回忆当年来青岛时说道：“高中三年级，我是在无锡读的，1934年在上海报考山东大学中文系，被录取入学，到青岛，是第一次坐海船，看到了大海。我的表哥和早期同学在山大读书，都说青岛地方好。到山大，住在第二校舍。山大学风淳朴，城市虽然相当洋化，校园里却俭素得很。规规矩矩上课听课，课后都去图书馆读书，检阅报刊。”
国立山东大学教师阵容整齐，中文系名师云集。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有老舍、闻宥、叶石荪、台静农、游国恩、丁山、姜忠奎、张怡荪等知名教授。由于杨振声、赵太侔两位校长倡导新文学，聘请新文学作家在中文系任教，受到他们的影响，当时山大中文系学生多不擅训诂考证，而喜爱新文学、新研究，写诗、写小说、写论文。尤其是1934年老舍受聘为中文系讲师以后，很多学生对于新文学创作的热情显著提高了。徐中玉曾听过老舍的小说作法和欧洲通史两门课，受益匪浅。
叶石荪教授给中文系学生讲文艺心理学，他告诉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有大量极有价值的艺术经验材料，需要整理研究，希望他持之以恒，准备十年、二十年地研究下去，一定有收获，徐中玉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了文艺理论研究。以后，徐中玉成长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大家。
在老舍等文学名家的影响和支持下，徐中玉开始了文学创作与研究，作品发表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论语》《人世间》《宇宙风》《逸经》《大风》《大公报》《语林》等刊物上。徐中玉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除了个人爱好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写稿，赚取稿费以贴补上学之用。读国立大学虽然便宜，但每年也得花费两百块钱，为了上学的学费，他写的多而杂，从两三万字的论文、小说、散文、报告，甚至粗浅的考据文字，他都尝试着写。通过写作，赚取的稿费总算解决了学费问题。
发表的文章多了，徐中玉将发表在各报刊的小品、散文，选取其中比较满意的20多篇、共计15万字，结集为《芭蕉集》，有人愿为其介绍到上海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为此，徐中玉恳请老舍和王统照两位先生作序，两人很快将写好的序交给了他。遗憾的是，书稿寄出后，全面抗战爆发了，《芭蕉集》未及刊印，即遭战火焚毁。1983年，徐中玉在《读书》发表文章《记老舍师四十八年前给我写的序文》，回忆叙述了老舍在1935给他未曾出版的散文集《芭蕉集》所写序文的简略情况：
承蒙两位都一口答应，并且很快就交给我了。我分别留了个抄件，便把书稿寄出。书并未出成，内容原不高明，加上日寇侵略日急，终至爆发了抗战，最后连书稿都不知去向，杳无下落了。抗战八年，我辗转西南各省，每次轻装必然先丢掉所存书刊信件即所谓不能解决饥寒问题的东西，两篇序文的抄件在我一九四零年抵达粤北坪时发现已只剩下统照先生的一篇，还是由于夹在一本爱读的书里才得以偶然保存下来的，老舍师的一篇，至今仍未发现，我早认为已经没法再看到的了。
徐中玉苦苦寻觅多年的老舍先生为他的《芭蕉集》所写的“序”，并没有遗失，该“序”发表在1935年12月22日《益世报·益世小品》第39期。老舍先生“序”中给予了肯定与鼓励：“徐君的文字有了很好的根底，无论写什么都能清楚有力；他知道怎样避免无聊的修辞，而简明的说他所要说的话。有这个基础，再加以经验与努力，他是有希望的；事实上呢，他也确是个很缄默而用功的学生，所以我们似乎已看见一个青年写家就马上要供献他更好的顶好的东西给我们了。”“他自己说，他要写小说了。写吧!什么都要写!只有写出来才能明白什么叫创作。青年人不会害怕，也不要害怕；勇气产生力量，经验自然带来技巧。莫失去青春，努力要在今日!”
徐中玉与王统照先生相识于1935年的秋天。徐中玉回忆道：“记得每次去他海滨路的寓所都是冲着北方特有的风沙，而他那从恳挚热诚的眼光和声音中碾出来的奖励与指示，也每次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兴奋……”
王统照先生为徐中玉散文集《芭蕉集》作的“序”，以《谈散文：徐著〈芭蕉集〉序》为题，刊于1942年9月1日出版的《时代中国》第六卷第三期，其中提到：
徐君搜集起他这二十多篇的文字将付印刷，要我说几句话，我知道徐君正在大学读书，年青，对文学既有嗜好，而写作已有此成绩，将来努力前途自可有更新的获得。徐君曾对我说日后要写小说，我不反对徐君试写小说，但我更盼望不可对散文的写作稍尝辄止。一个人的专精，时候久了，当然更见进步。无论写甚么都要从思想的陶冶与生活的经验中得来。文字的技巧固不可忽视，而根本所在可丢不开。能多明瞭人间的一切，多在思潮中翻过滚，如果他是个有写文字的才力的他总能给我们一点可看而有价值的东西，甚么体裁倒没有多大关系。
编辑完《芭蕉集》后，徐中玉怀着激动心情，于1935年12月写了一篇《芭蕉集题记》，介绍了成书的过程、心路历程，并向恩师老舍、王统照两位先生致谢。文中写道：
我把一年来所写自认比较满意的二十多篇散文编成这册薄薄的集子，我仅希望它能在许多青年的读者之中得到一点点同情和赞美，当然我也极盼望能获得他们的指责的。—这里所收入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曾分在《人世间》《国闻周报》《中学生》《论语》《语林》《益世小品》等十余刊物上发表过。编选时觉得不妥的曾加若干修删，但为存真起见，改动得并不很多。至于称呼这本小册子名字叫作《芭蕉集》，实在同书中文字风马牛不相涉。只是在创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总有小窗外那几株芭蕉陪伴着我。说是一本小册子也得要给它起上一个名字，因此我就把芭蕉二字摘过来用上了。卷前，承老舍、王统照两先生给我写了许多指导和勉励的话。在此，对他们两位的好心我将不用漂亮而虚伪的语句致谢，而要凭努力的成绩使他们不失望。
由于《芭蕉集》未及刊印即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徐中玉《芭蕉集题记》、王统照先生的《谈散文：徐著〈芭蕉集〉序》以及老舍先生的《〈芭蕉集〉序》，来领略《芭蕉集》的文学风采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中玉等进步学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冬季，战事及于山东，国立山东大学被迫内迁四川，1938年停办，师生合并到国立中央大学。徐中玉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担任了文学会的主席，并经老舍推荐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46年春，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徐中玉受聘为国立山大中文系副教授。来到青岛后，因徐中玉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和支持国立山大学生进步运动，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黑名单。1947年九十月间，国民党教育部两次给校长赵太侔密电，指令其查明中文系教师徐中玉的“共党”嫌疑，赵太侔立即将密电内容告知徐中玉，使其免遭迫害。1947年10月，徐中玉离开了青岛。
离开青岛后，徐中玉对母校一直有着浓郁的感情，多次撰文回忆自己在国立山东大学读书和工作的岁月，并一再表示“我永远记得，青年时代的思想人生转变是从山大开始的”。
文章作者：杨洪勋
文章来源：第2235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3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