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之一）筹建之初，作为筹备委员之一的校长杨振声曾力主在文学院添设考古学系。他认为，“山东古物丰富，在中国古史上占极重要之位置。（国立）青大一方面对于地方文献、历史材料应负搜集与董理之责，一方面对于中外学术界，应负供献此项文献与史料之责也。”由于师资等原因，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设置考古学系的计划未能实现。
杨振声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30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作为省方聘任的研究会委员，杨振声亲自起草并力促《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与国立青岛大学合作办法》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立青大未能开办考古学系的缺憾，更为三年后学校师生开展学校历史上首次田野考古发掘—由山东古迹研究会组织的山东滕县安上遗址和曹王墓发掘奠定基础，在校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并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一
1930年11月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牵头）与山东省政府（由教育厅牵头）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以方便在山东境内考古发掘时与山东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
研究会聘杨振声（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王献唐（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刘次箫（山东省教育厅秘书）和张敦讷（济南高级中学校长）为省方委员；聘傅斯年（史语所所长）、李济（史语所考古组组长）、董作宾和郭宝钧（后二人均为史语所研究员）等四人为所方委员。研究会由史语所主导，属相对独立的专门学术机构。
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让一直力倡在学校设置考古学系而未能如愿的杨振声看到了希望。他联合王献唐等人积极游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并亲自起草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与国立青岛大学合作办法》。研究会成立次日，即1930年11月5日，该《合作办法》经国立青大与史语所双方同意、交换公函后随即生效。
《合作办法》规定，国立青大为史语所提供古物陈列室、研究室、研究员宿舍，出借研究所需参考书籍、仪器等学术用品；史语所则辅助国立青大将来考古学系的发展，指导国立青大学生参加发掘及研究工作，将古物发掘情况及研究结果每年在国立青大至少作一次学术报告，出借部分古物在国立青大陈列以便供学生研究之用。
《合作办法》体现了杨振声开设考古学系的初衷，他的愿望得到部分实现。1931年5月4日，恰好该文件生效半年后，杨振声在学校师生集会上说道：“去年中央研究院来山东发掘古物，成立一山东考古研究会，（国立）青大与之订立合作条件，一面其古物之研究室及陈列室皆设于济南（国立）青大校舍内。一面约定发掘时（国立）青大教员学生得以参加，这就是为（国立）青大将来办考古学系的预备。”
其实，国立青大校内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也体现出对考古学的钟爱。国立青大设有专门的“古物征集委员会”，负责调查收集和整理出版古物，并制定了《古物征集委员会规程》。后来学校国文系的课程还设置了古器物学、考古学等。这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学校因地制宜、服务地方的取向。
二
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后曾于1930年和1931年对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那时国立青大第一届学生还处于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学期，正是夯实专业基础之时，无暇也无能力参与。
机会很快又来了。
1933年10月，山东古迹研究会确定发掘滕县安上村和曹王墓遗址，国立山东大学知悉后，很快提出由学校国文系三年级学生参加发掘实习的要求。尽管学校在与史语所沟通过程中产生一些小插曲（主要牵涉学校在济南校舍的出借问题），幸得王献唐从中极力斡旋，学校师生参加此次考古发掘最终得以实现。
1933年11月９日，学校师生共9人由青岛奔赴济南，再转赴滕县参加发掘。带队教师为生物学系新任主任刘咸教授，其他8人分别是：生物学系绘图兼缮写助理员廖雪琴，国文系学生许星园、马维新、刘位均、魏景泰、耿锡典、薛传泗和刘裕坤。值得一提的是带队教师刘咸。刘咸，字仲熙（重熙），是我国人类学研究开拓者之一，在灵长类动物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他与国立青大生物学系首任系主任曾省系同门，师从我国著名动物学家、国立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秉志先生，并深得赏识。刘咸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获民族学和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员、巴黎国际人类学学院院士。
王献唐在《太平十全之室日记》中对此有记载：“（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刘君带学生八人赴滕参加发掘工作，来馆接洽，并参观古物。”许星园、马维新后来所撰《滕县安上遗址发掘纪要》记载：“（十一月）九日晨七时抵济……是日即由仲熙教授率赴教厅接洽……事竟，参观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君，亦为代表山东省府参加鲁南考古工作之一人……（十日）下午四时抵滕县，……（十一日）下午四时到达安上村，董氏（董作宾）事先已得本校函告，当将居处饮食，毕为备妥，故虽骤入僻村，而未稍感不便。”
11月11日，师生9人抵达安上村后，即被分为两组，分别参加了安上遗址和曹王墓的发掘。第一组为刘咸、廖雪琴、许星园、马维新、刘位均，一行５人与中研院的董作宾、王湘、祁延霈和临时书记李芳兰，共同发掘安上遗址，至11月30日工地结束。第二组魏景泰、耿锡典、薛传泗、刘裕坤４人与中研院潘悫、临时人员刘雪蓬和山东省立图书馆牟祥农，共同发掘了位于赵庄的曹王墓，至12月２日工地结束。此外，11月21日至28日，廖雪琴、马维新还参加了王湘主持的王坟峪调查与试掘工作。其间，史语所李济前来视察，并有一张骑驴旅行的照片留存。考古学家石璋如在评价安上村和曹王墓的发掘时，也感慨由于学校师生的加盟，“双方人员达十六人之多，可与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相媲美，同为考古发掘史上的盛事”。
滕县安上村和曹王墓田野考古发掘，于同年12月5日结束。其中，前者历时月余，开坑43个，出土物件20多箱，加上在曹王墓所采获物件，装车后由滕县经铁路顺利运抵济南。
师生返校后，刘咸于12月9日致函王献唐表示感谢，信中写道：“此次同仁参加考古工作，承先生加以指导诸多便利，过济更蒙盛宴，至深感谢，敝校当局对于此次竭诚合作，甚表钦迟。”
三
滕县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董作宾因忙于殷墟发掘，一直没有完成安上遗址和曹王墓发掘报告的编写。
1934年间和1935年2月，董作宾两度致函王献唐，表示要抓紧时间编写安上遗址和曹王墓发掘报告。后来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他不得不将整理的发掘报告和发掘时的记录材料运往长沙，后又转到香港存放在商务印书馆九龙仓库里。香港沦陷后，九龙仓库里的藏品被日军付之一炬，滕县发掘报告和记录材料也一并被焚毁。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滕县安上村和曹王墓考古发掘报道最详细的存世文献，当属许星园、马维新二人撰写并发表在国立山东大学《励学》期刊1933年第一期的《滕县安上遗址发掘纪要》一文。
该文系许、马二人在1933年12月22日完成，占用期刊26页，近1.5万字，图文并茂，分“序说”“遗址时代”“释龟甲”“住居迹形制”“陶器”“骨角及蚌”“贵妇及其葬殉”“论鬲”和“尾语”等9部分，详述了安上遗址发掘经过、遗址年代、主要遗迹和遗物。细品文末所述之“国立大学中，有能因地制宜，特开专科，以作育是等人材者，则不但为其学校本身，多增一存在之意义，其贡献于历史文化者，尤具有使整个民族永世不忘之功绩”，不难发现与杨振声校长立校之初欲设考古学系之初衷及理念有暗合之意。
《纪要》一文中议论较多，且囿于作者的学识和阅历，文中不乏“讹误”，但其基本内容涵盖了发掘的主要收获。
董作宾在给王献唐的信中虽然对参与发掘的学生发表文章有些抱怨：“独惜立论态度，几于反客为主，置本会工作于无何有之乡”“发表未经本会同意，亦背信约而已”。一是认为文章的行文没有充分体现甚至是埋没了史语所在此次考古发掘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没有遵守约定，抢先发表研究成果。但董作宾在信中也表达了对《纪要》一文的嘉许之意，“（国立）山东大学学生马许二君发表之安上遗址报告，应有尽有，其精细可喜，虽间有讹误，不足病也”。
四
如今，距离这次田野考古发掘活动已是90年之遥。重温这件校史上的重要事件，至少有三点启示意义可资我们，尤其是青年学子学习和借鉴：
第一，精神非万能，没有精神万万不能。7名国文系大三学子在天寒地冻时节，克服食宿环境艰苦、工作条件落后等诸多不利因素，在专家指导下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圆满完成考古发掘任务且取得丰硕成果，可见团队精神、专业精神、乐观精神和较强的适应力和毅力是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必备之要素。
第二，要注重和学会变“单枪匹马”为“联合舰队”。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由国文系和生物学系师生联袂参与，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特色和优势。青年学子在科技攻关、学科竞赛等方面要注意避免“单打独斗”，注重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效用。可喜的是，在iGEM和SRDP等许多国内外竞赛和实践活动中，学子们的优异成绩和不俗表现一再证明和诠释了这一点。
第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考古发掘活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实践教学，它充分说明：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方能真正有助成才。7名学子中的许星园后来成为知名历史文化学者，就是一个有力佐证。
文章作者：金松
文章来源：第2240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4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