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史料的缺乏，私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历史并不清晰，也存在很多谬误，本文依据新发现的中外文史料，对此稽古发微，丰富历史。
日本在青岛建立大学的博弈
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由于忙于经济掠夺，只注重侨民教育，等功利的日本人认识到需要建立一所自己主导的大学，强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时，已经到了不得不归还青岛主权的前夕。
1921年6月，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制订了《关于青岛大学建设的意见》，由陆军省呈交文部省、外务省，提出利用万年兵营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
日本提出创办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抗美国在华办学的影响，根据日本收集到情报，美国已有在青岛创办大学的想法，这从1912至1921年胶海关贸易报告和美国驻青领事馆档案中可窥一斑：1920年7月，美国博士妥伦斯博士来到青岛，创办了青岛大学预科，校址选择在沧口，并按照美国大学模式设置了课程，并准备招生。
日方为减少阻力，选择由日华实业协会作为经营青岛大学的主体。日华实业协会创立于1920年6月，自称“以日中亲善为目的，致力于在中国推进文化及社会事业发展的日中亲善”。协会会长就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日本明治和大政时代的大实业家，被后世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他倡导经商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做到义利合一。
日华实业协会原先就预备在山东或直隶建立一所大学， 1922年3月呈交外务省《山东大学计划案》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计划，而校舍预定在万年兵营。协会中的工藤铁男具体负责建设实施。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接到他的筹建报告后，迅速予以批准：建立青岛商科大学预科及中等程度的商科教育机构，日后以此为基础，增设其他学科，逐渐完善成一所综合大学。
日本在青岛建设大学的真正目的，可从青岛守备军向文部省、外务省及拓殖局长官的汇报中有所了解。日方认为，欧美各国在华文化事业呈现繁荣之势，各类学校齐全，为了与欧美在青教育竞争，对抗青岛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有必要革新对中国学生的教育方针，使其在学校中接受全方位的亲日教育。
在此创设大学，日人也看到青岛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势。涩泽荣一认为青岛占据山东铁路及海运要塞，方便接收包括山东在内以及直隶、山西、河南、安徽及东北、华南等地学生，同时青岛气候宜人，加之与日本往来交通便利，也有利于日本文化的输入。
从历史层面考虑，山东自古以来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人向往的去处。在青岛中小学校稍具气候基础上，有必要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原有学校的价值。
筹办大学最重要的硬件设施是场地。工藤铁男向时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提出，无偿转让万年兵营用于大学校舍。考虑到学校将来的需要，工藤铁男还提出，除万年兵营所占土地、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之外，希望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将相邻万年兵营的约30万坪土地预留为大学用地。由青岛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批准了工藤铁男的申请，同意无偿拨付万年兵营作为大学校舍，为满足日后发展的需要，还批准将日本海军防卫队司令官舍作为青岛商科大学筹备处使用。
此外，关于学校教室、寄宿宿舍、办公室及职员宿舍等处的所需物件，协会申请将民政部保管下的器具及家具等予以酌情分配，并提出希望接收德占时期与学校教育相关的必要文化设施等。大学创办费由日华实业协会承担。鉴于开支巨大，希望能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
按照涩泽荣一的设想，所建大学将是日本人经营对华文化事业中最权威的机构，因此应稳固基础并谋求在华更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学校发展的路径，先从实用的商科开始，逐步增设农林科、理工科、医科、文科及法科，最后完善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日华实业协会设想的青岛商科大学于1922年4月25日开学，先招收预科，并附设甲种商业学校，校委会拟采取委员会制，由日中两国委员组成。
青岛商科大学创设之时，中日交还青岛的谈判已接近尾声。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青岛商科大学拟定的校址也纳入应交还中国的公产范围。日本如想使用，必须征得中方同意，围绕商科大学校址选址问题成为两国当时谈判的重要内容。
中国关于建设国立青岛大学的设想
中方关于建设“青岛大学”的设想首先出自民间，即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团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蔡元培、范廉源、张伯苓、熊希龄、黄炎培、汪精卫、郭秉文、袁希涛、李建勋9人为董事。这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新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全国最大教育救国团体，它的首届年会定在山东召开。
1922年7月5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会议，由陶行知牵头向大会提交了《提倡创办青岛大学案》经中华教育改进社高等教育组讨论，陶行知这一提案获得通过，是高等教育组通过的6项议案之一。陶行知的议案，在青岛创办大学包括以下意涵：其一，山东问题使青岛备受关注；其二，在青岛办大学有利于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其三，在青岛回归之际创办大学足以发扬“国光”；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借助鲁案交涉可为青岛大学的建立创造机遇。中华教育改进社提倡和实践的是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教育，从而引领国内的新教育运动，折射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1922年8月2日中国北京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王正廷正式向日方提出中方在青岛创办大学的设想。事前，王正廷是否与中华教育改进社有所交流不得而知。根据日本谈判代表向内务大臣的汇报，王正廷在中日双方代表出席的宴会上，“王正廷对小幡谈及青岛大学的话题”。王正廷对在青岛建设大学发展文化事业来纪念青岛回归表示赞成，也对日华实业协会筹办青岛商科大学的提议表示同意。他对青岛大学的建立，希望有一套完整的方案，第一阶段不仅仅设置商科，还可将医科、农科、林可一并列入计划，第二阶段起增设工科、理科、法科，直至建成一所涵盖文科、美术、音乐在内的完备的综合性大学，这所大学将是中日合作的纪念事业之一。8月29日，王正廷向日方正式提交青岛教育计划的意见书，共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青岛市教育局的设立”“收回公学堂的同时对其维护改良并扩大”“筹备一所分科青岛中学”“发起建立一所公立的青岛大学”“倡导社会教育”。这是中方关于建立“青岛大学”的“周全想法”。王正廷提到日本热心教育的人士着手准备青岛商科大学和日华实业协会在筹办此事，但认为如果由日方主导大学教育机构建设的话，会引发中国人的怀疑从而对日方主导的大学建设形成制约。他强调“现在的青岛大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建设，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希望日方能在侧面提供赞助，为此还例举了美国“退还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王正廷举出美国的例子，目的是想引出日方拿出“对支文化事业”费用于青岛大学的建设经费，希望通过此例制约日方建设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从而达到中国政府主导大学建设的目的。
从公立到私立：大学教育理念的转换
1922年12月10日，中日举行青岛行政权交接仪式，青岛正式回到祖国怀抱。有识之士对青岛回归后如何经营，已在着手考虑。设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上议事日程。按照日本人掌握的情报，“中方内部极为热心希望在青岛建设综合性大学，并且以万年兵营作为校舍的讨论已经十分成熟”。据1924年5月28日《济南日报》称，青岛回归伊始，胶澳督办公署高等顾问陈干便倡议在青岛设立大学，并得到督办熊炳奇的首肯，但因地点、资金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掣肘，一直停留在口头上。1923年初，北京政府教育部派李贻燕来青岛进行教育调查，使青岛大学的建立问题有了中央部员的意见。李贻燕在上报的调查书中阐释了在青岛创设大学的必要性，并就校址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盖青岛气候温和，地处中国沿岸中心点，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北京、南京、汉口、上海各地新闻、邮件，26小时以内均可到达……山明水秀，诚理想文化都会之唯一候补地。地方教育经费预算之应增加，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之宜改良增设，故不待言。即中央政府应于青岛设一国立大学，布特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大纪念，而齐鲁于中国历史上为圣人之邦，阐扬文化，昌明教育，亦国家应负之责任也。
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德国前此办理大学，其发达成绩即可预知。应于此地设立大学一所，以便各省子弟入学。离政治中心较远，学者可得安心讲学；而学子亦可得安心求学。俾斯麦兵营若能拨充，甚为适宜；若从新建筑，则湛山临海一带山麓平地亦觉宽旷。
李贻燕的报告是基于青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方便接收包括山东在内的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满洲、华北等地的学生，德租日占所形成的发达城市设施和无可比拟的自然环境，具有“天然文化中心点”的所有要素。但是创办一所大学需要一大笔投入，晚清以来的外债给北京政府带来一笔苦涩的遗产，作为国之根本的教育却时时面临断炊之虞。北京政府教育部提议，仿照德华大学中方筹款之例，由教育部和山东省、直隶省三方共同出资。可惜北京政府忙于内争，官场无人也无心顾及青岛的高等教育。但李贻燕的“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一说不胫而走，成为民国时代学人的共识。1923年春，早有创办曲阜大学想法的康有为来到青岛，暂时借住陈干府上，并受到熊炳奇的款待。谈及青岛办学之事。康有为有意将青岛作为曲阜大学的预科候选地，并在青岛拟好了大学章程。陈干建议在青岛开办大学。康有为经过一番查勘，看好了万年兵营作为校址，这也恰恰是王正廷和日本人谈判留给中国人办学的地点。康有为转变了原先的想法，转而认为在青岛开办大学更适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款透心曲：“吾拟开一大学于此，就近收得万年兵营为之……。扶杖看云望海之暇，与天下之英才讲学，远胜沪上矣”。但万年兵营时为北洋陆军第五师驻军之地，让部队迁让办学，康有为无能为力。深感遗憾的康有为后来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
1924年3月31日，高恩洪接任督办，使“青岛大学“的创办有了转机。他到职后，深感青岛“为东南要区，沿海重镇”，如若“于此设立大学，发展文化最为相宜”。但曾主管过教育的他对青岛高等教育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地已有私立青岛中学、胶澳中学和几所职业学校，应在此基础上增设商科、机械、农林、路矿、航政及文艺等专业，逐步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在高恩洪心目中，大学的规模不能太小，招生规模应在万人左右，招生重点应面向香港、新加坡和南洋诸岛的华侨子弟。这样也可以吸引其亲人关注学校和青岛，将来有可能捐助学校经费或投资青岛实业，带来莫大好处。
1924年5月29日，高恩洪邀集青岛富商巨贾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在其督办公署召开筹备大会。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济南商埠商会会长、济南东莱银行行长于耀西也受邀来青出席。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高恩洪亲自挂帅，大会除了校长人选之外，校址、系科设置、经费、生源和办学理念上基本达成一致。按照高恩洪的报告，青岛大学校址选择在万年兵营；科系设置分为文农工商四科。文科系参考书由康有为先生捐献。农科试验地，以青岛李村农事试验场及附属森林充之。四方胶济铁路工厂作为工科试验地。商科则以青岛各商场，海关银行和贸易机构作为实习地。办学经费由募捐解决，除向中国学董劝捐外，并邀请各国驻青领事担任募集。
大学究竟应采取私立还是国立？当时争议很大。青大最终为私立而非国立，后世学者多认为由经费来源所决定，实际跟此并没关系，而是根源于当时的大学理念。高恩洪的闭会演讲道破天机：“凡一学校之成立，必有其特别的传统精神，然后前呼后应，一脉相承。教者、学者皆知目标所在，万矢一的，奋勉图功，对于校内乃有成绩可言，对于社会乃有信仰可立。欲专收此效果，非学校超立于政治之外不可。若归官立，则易一长官，即易一校长，而一般之教职员亦随同进退。无论问学者存五日京兆之念，不肯踏实去办，即使认真经营，精神手续自有许多不相衔接之处，节节断绠，曷能汲深？！故本校宜定为私立。上述之弊端可得避免，而精神贯彻，更不难成绩斐然。”
高恩洪准确定位青岛大学的性质及其办学体制。将大学定为“私立”而非公办，既为使学生不至于卷入政治漩涡，不想让这所处于政党和军人争权时期的大学染上太多政治色彩；也有民办大学体制灵活，审批程序简单，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等方面的深远考虑。
文章作者：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 周兆利
文章来源：第2069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9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