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百废待兴，中国当代最不同寻常的纪年。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国家的政治氛围在发生深刻的改变，社会也在剧烈的变化中，这些变化让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也在变动中。
1978年，我的父亲侯国本参加了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他主持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获“重大贡献先进集体”奖。
父亲参加的这个项目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1970年，交通部在建的重大工程项目及援外项目因“文革”而无法正常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影响了设计施工进程。应交通部设计院要求，在驻校军代表的支持下，由交通部北海造船厂提供物资，交通部航务二处协助施工，海军工程部提供部分仪器设备，父亲所在的山东海洋学院海洋动力实验室，在学校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创业和科学敬业精神，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开启了水工模型试验，并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成为国内知名的海洋动力实验室。
海洋动力实验室先后完成的重要项目有：
交通部北海造船厂引进的“工字块体”和栅栏板护面防波堤试验。该试验数据被交通部列入《港口水文设计规范》（人民交通出版社1974年），《防波堤设计手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2年）。现在国内已有70多个港口使用此项技术。
北海造船厂委托的“轴流式水泵集水池水力学模型试验研究”，解决了取水泵振动和钨室消能问题。此项技术已用在塘沽船钨、北海舰队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广东文崇船钨、马耳他共和国马耳他造船厂。此项技术还应用于6000Kw-10000Kw大功率轴流式水泵的工程中（1972年）。该成果列入交通部《干船钨设计规范》（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
南海海洋研究所委托的“南海浮标1#、2#、3#稳定性试验”，对波高计的标定，解决了误差分析补偿校正问题。浮标安置于珠江口、大亚湾核电站等处（1973年）。
“渤海二号钻井平台”（富士号）滑移倾倒分析试验，解决防滑稳固和修复问题（1974年）。
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委托的马耳他共和国港口防波堤模型试验研究（1976年）。
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委托的马耳他共和国30万吨船钨模型试验研究（1977年）。
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委托的毛里塔尼亚友谊港防波堤长周期波水位超高试验（1978年）。
海洋动力实验室试验推广的 “管式防波堤”，可衰减波高50%，而对流量影响小。应用在采用海水冷却的电站防波堤中，大大减少取水口泥沙、水草，且防波堤受波浪振动减小。该技术在大亚湾核电站、黄岛电厂等处取得良好效果。
父亲去世时，曾写下《永远难忘的教诲》一文。文中说：“那是1978年3月18日，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当他讲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我心情无比激动，坐也坐不稳了，手也写不成字了。心想，我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邓老让我们翻身了。于是，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决心今后再也不应该畏首畏尾，而应该尽全力报效国家，报答邓老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在小组会场，小平同志还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党中央讲！’大家都愣了，心情激动，会场一片肃静，对邓老无比敬仰。邓老的讲话鼓舞着我，会上我斗胆谈了对鲁南建港选址的看法。会后和关心建港的同志联名向中央写信，表达了对港口选址的看法。”
开发鲁南是山东省的战略决策。鲁南是老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落后，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京沪线、陇海线已不能胜任繁重的运输功能，鲁南建港势在必行。山东日照的石臼湾海域广阔，水深不冻不淤，花岗岩岸线，远离江河入海口，具有建设深水大港的优越条件。省政府向国务院递交了建港规划，但一直没有回应。
1978年2月下旬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连云港被列入国务院10年规划中的5个重点港口建设项目。鲁南虽距连云港不远，但连云港位于黄河故道，建深水港的条件要逊于石臼。当时连云港先于石臼港做出规划，国家领导人视察并题词给予肯定，荷兰已参与清淤工程。父亲一行认为，国家规划要统筹地方规划，大工程决策引领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国家时值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大工程应充分论证，自然条件、技术条件、投入、工期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要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父亲急迫地联名王涛、侍茂崇、沈育疆、顾继成、毕耀旺等同志直接上书中央表达意愿。
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父亲正在上海开会。高兴的同时，一种莫名的紧迫感让他焦虑，因为他们的上书至今还没有回音。
父亲和王涛决定立即直接给李先念副主席写信，转辗找到李主席的秘书，请他转呈。信中再次恳请中央在连云港与石臼港作为深水大港的港址选择问题上，召集专家探讨，确定选址方案。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也能广开言路，使科技工作者从各方面关心四个现代化建设，使国家所有工程都能多快好省，不遗后患地进行建设。
1979年1月11日，他们收到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的回信：侯国本、王涛同志：
你们寄来的关于连云港不宜建深水大港的建议信收悉。先念、秋里、谷牧同志都做了批示，认为你们的建议是对这次工程负责的，并请交通部组织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讨论。
特此函告。
他们喜出望外，对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很是感慨激动。事后他们得知，在1978年12月27日，华国锋主席即批示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研究。12月29日余秋里副总理批示要交通部叶飞部长考虑组织论证。翌年1979年1月1日晨，李先念就对他们的信做了肯定明确的批示：“……再召集不同意见的同志和赞成这个方案的同志一起，多议几次，听取不同意见，大有好处。请认真斟酌。”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李先念立即批示，说明中央的反应是极其快速的，这让他们感动良久。
1979年1月16日，父亲写下了这样感慨的字句：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习惯啦，理解啦，也热爱她。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在教育方面，科学研究方面，社会活动方面贡献给她。
1979年4月6日至20日，由交通部主持召开了连云港与石臼港两港址比选研讨论证会。第一阶段，全体专家汇集济南，主要是到两港址现场考察，听取汇报。第二阶段，在北京交通部研讨论证，期间父亲有7次发言。1979年10月25日，通过专家的考察论证，决定建设石臼所煤炭、矿石码头，并与秦皇岛二期煤炭码头同时使用日元贷款进行建设。经过大量筹划工作后，国家计委于1980年3月5日正式批准新建石臼港工程。
1980年6月15日，石臼港建设指挥部成立。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项由科学家建议，通过全面考察论证，变更国家重大建设计划的事例画上圆满句号。
1978年5月，父亲晋升为副教授，距1952年任讲师已过去26年。1980年父亲晋升为教授。
1978年，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迈进了山东海洋学院的大门，开启了人生的崭新一页。
恢复高考是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伟大创举，后来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前，我曾两次报考“工农兵学员”，但在基层就被拒绝了。1977年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
从恢复高考决定出台到年底考试，其间仅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狂喜之后我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那时我已在铁厂就业，厂里知青有近200人，有意备战的不足10人。作为主要劳动力，请假即使愿被扣工资也不准假。复习资料很少，报考的人利用厂里三班倒制度，轮流交换着看。高66、67届的学姐学兄很给力，有求必应。我在高中学习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两年多的课程要两个月补齐，难度可想而知。宿舍里没有桌子，我用几块砖把床垫高当桌子，找来木板钉了个板凳，扒在床上学习。电灯也不给力，它高高吊在屋顶上，总是有阴影。
11月20日，填写了报名登记表。我采用了稳定高一课程，努力高二课程，基本放弃高三课程；语文少看，政治多背，数学、物理看不懂的不看，化学有机的少看的战略。一个月里高度紧张，天昏地暗，上班也带着笔记。
1977年12月9日，好歹熬到考试的日子。第一场考的是语文，自我感觉良好。作文题目是 《难忘的一天》，我写了1966年10月底，我卯足劲一个人扒车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的“英雄壮举”。下午考理化，是合卷。第二天考政治、数学。第三天的英语全都放弃了。
1978年的春节过得并不愉快，全县只有一名青岛知青考中，全国570万考生录取比例仅为29：1。“老三届”“知识青年”这些被“文革”耽误的年轻和不再年轻的考生，并没有收获到期盼中的结果。累积了13届的高考生啊，失望之下可谓怨声载道。当年的“两会”之后，各省迅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扩大招生”的指示，做出了调整和补救措施。
1978年的高考定在7月20日，是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我再次披挂上阵。这年报考人数达到610万人。备考时间是多了些，但自觉长进并不大。幸运的是我考进了山东海洋学院，终于可以回青岛了。
1978年我29岁，未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班上是老大哥，班上年龄最小的和我相差一旬。课堂笔记、实验、书上的练习题力争全做，每周背50多个英语单词……时间总是不够用，测验考试头脑总觉得不灵光。父亲告诫我，劳动要出力，学习靠自觉，人要真诚，年轻不要怕吃苦。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事事不敢怠慢，顺利毕业并留校。
我使用了系里第一台计算机，制作了第一个演示软件，可以动画演示4杆机构顶点的运行轨迹，摇杆角度可定，连杆长度可调；参与研制了系里第一台多能机构演示仪，含12个机构，可以任意选择多个机构同时运行；参与自容式海流计研制，成为东方红调查船的换代设备；参与ZCZ—微电脑自容式测深仪研制，用于水雷测试；参与纸浆蒸球温度控制系统研制；参与日照电厂取排水水工模型试验；负责潮汐模拟控制系统研制，该实验是国内第一次使用堰板造潮，4块堰板用4台步进电机控制驱动。
1993年我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班，以44岁年龄被破格录取。一般研究生报考年龄上线为35岁，破格线为40岁，不过我满足了该校所有优先招生条例：工龄超过8年，先进工作者，多项省级三等奖。我学的是电路与系统专业计算机应用方向，论文题目是“潮汐模型控制方法的研究”。三年后我以5A1B的优异成绩通过答辩，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我主持的机电实验中心，1999年获省教委命名“实验室双基评估一类”，是学校第一个实现计算机管理的院级实验室。为自动化专业开出系列实验课。2000年开始组织指导“大学生电子设计竟赛”，多次获教育部二等奖和省一等奖，开学校先河。2002年“注海水自动化监、检测系统研究开发”项目获教育部推荐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列第三位。主持完成澳柯玛制冰机检测中心实验室建设，电冰箱检测中心实验室建设，埕岛中心二号原油外输自动化系统改造等项目。
在职期间我曾获 “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指导教师”称号。2009年退休至今，我被学校聘为第五、六、七、八届教学督导，教学评估专家。
父亲和我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我们年轻时代的人生经历全然不同，新的国家政策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使1978年成为我们共同的人生转折点，让我们的理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向1978致敬！
文章作者：侯永海（退休教师）
文章来源：第2033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8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