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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校历史上的首次学生毕业典礼

    作者:金松发布时间:2022-07-06来源:《中国海洋大学报》第2176期 字号:

      学生毕业典礼是对学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工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是对毕业生的鼓舞和激励,也是对在校生的一种极好教育。纵观学校发展历史,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后,8月即在青岛、北京、南京、济南四地招收首届工、商预科学生各40名。未及毕业,1929年6月,私立青岛大学奉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校产点交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并入随后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预科生转入山东各地高中,本科生转入相应大学肄业。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招收的第一届本科学生入学;1932年9月奉教育部令“整理”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34年6月,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这也是中国海洋大学历史上的首次毕业典礼。据当时校刊和有关文献记载,可大致勾勒出首届毕业典礼的相关情况。

      1934年6月25日的《国立山东大学周刊》以《本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为题,记录了典礼盛况:“本大学本届毕业试验,已于本月十四日举行完毕。毕业学生共计53人,毕业布告在案。本校成立历经四载,此次为第一届毕业,故于考试结束后,即着手筹备第一届毕业典礼。典礼日期为6月23日上午九时……”

      其时,青岛市区阴雨绵绵,这丝毫没有影响师生们的喜悦之情。毕业典礼会场设在校园内的大礼堂(原址在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图书馆东侧海洋生命学院生态馆)。大礼堂内正中为主席台,左为新闻记者席,右为教职员席,台前为记录席。座位前数排为来宾席,中为毕业生席,在校低年级学生均坐最后。校外来宾及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先后入场。体育部主任宋君复教授带领毕业生列队入场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男毕业生着黑色制服,女毕业生着白色长服,整洁素雅。

    校园里曾经的大礼堂,青岛解放后改称大众礼堂,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它曾是学校早期举办重要活动的主要场所

      赵太侔校长在典礼上致辞,并代表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训词,勉励毕业同学在毕业后,本着在校努力吃苦求学之精神,为国家社会效力。青岛市政府市长沈鸿烈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按照系别依次领受证书,“秩序极为严肃”。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代表省政府委托沈鸿烈奖给本届毕业生前九名每人皮包一只、自来水笔一支和金手表一只。这九名学生依次是:外国文学系丁金相、化学系赵幼祥、外国文学系蔡文显、中国文学系薛传泗、生物学系高哲生、化学系曾在因、中国文学系冉昭德、数学系王聿相和物理学系许振儒。沈鸿烈还颁给前三名丁金相、赵幼祥、蔡文显书籍多种。大家领奖时,“无不喜形于色 , 极感兴奋”。

      颁奖结束后,出席典礼的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中央和省市官员,以及本校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等相继在典礼上致辞,对毕业学生勖勉有加。毕业生代表蔡文显也在典礼上致答辞。直到下午一时半,各来宾和教职员以及毕业生至科学馆前摄影留念后,典礼才告结束。

      黄际遇担任这次毕业典礼的总招待。他在是年6月23日的《万年山中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述:“今晨举行毕业典礼,谬膺总招待之职,及早出巡礼堂招待室等处布置。九时众宾莅止,行礼如仪,……午聚餐图书馆,征逐为劳,丑尽方归。”

      他还在日记中对本届毕业生的相关情况作了记载:“1934年6月15日。下午开毕业试验委员会,审定及格者五十五人(实际毕业五十三人)。”查阅相关文献可知,这53名毕业生中,中国文学系有18人,分别是:徐兰田、许星园、薛传泗、冉昭德、耿锡典、李符中、李桂生、罗秀荷(女)、刘裕坤、马维新、丁观海(丁肇中之父)、臧瑗望(臧克家)、曾发钿、崔连才、王懋善、王宝善、魏景泰、王德箴(女);外国文学系有11人,分别是:张淑齐(女)、冯冷光、韩国栋、任於锡、李香亭、李实谔、刘饬浦、丁金相(女)、蔡文显、戚荣晋、梁绣琴(女,梁实秋之妹);数学系有9人,分别是:江焕、韩宝珍、任国栋、刘纪瑞、谈锡珊、曹信忱、王聿相、岳长奎、李金鉴;物理学系有3人,分别是:陈和均、许振儒、王寿蘅;化学系有8人,分别是:赵幼祥、陈富春、谢汝立、徐植琬(女)、李文海、曾在因、王葆华、杨立藩;生物学系有4人,分别是:张奎斗、何均、高哲生和阎有训。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在专业领域内有所成就,成为各自行业的精英翘楚。

      据记载,二三级(即民国二十三年,其学号前缀为“二三”,为毕业年份)学生1930年秋初入校时有 176人(在青岛、济南和北平招录153人,先修班学生试验合格者升入23人)。是年冬,因入校学生中有人使用假文凭报考,学校对此进行了“甄别”,最后开除使用假文凭报考学生和反甄别罢课主要学生若干名,到 1931年夏秋,学校在册的二三级学生共有117人。1932年7月,学校奉教育部令进行“整理”,开除罢课积极学生等若干,到同年秋,学校在册的二三级学生共有83人。1933年春夏,二三级在册学生仍为83人。

      若将此83作为二三级学生总数的话,学校首届毕业生淘汰率就已达 36%。彼时学校对教育教学之重视,学业管理之严格和学风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以下就此试述一二——

      延聘师资,重视教学。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初规模不是很大,至1934年先后设立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学校 “整理”后,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停办,工学院成立。1934年7月,农学院在济南启钤办公),学生也不是很多。但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教学,杨振声校长以上率下,多方延聘师资,使得教师阵容比较齐整。他在1931年9月举行的新学年第一次纪念周及始业式上作报告时说道:“请到好的教员,这是我们最认为重要而又最努力一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在大学多而人材少的时候,大家拼命的争,我们很庆幸的说,我们的教员没被北大清华拉去,不但没被人拉去我们的人,我们反拉了旁的大学不少的人来!……在今年各大学请教员的竞争场合上,我们请到的教员比较为多而又最满意了。……”赵太侔萧规曹随,继任校长后依然奉行杨振声的办学思路和方针。四五年间,文学院有闻一多、梁实秋、杜光埙、舒舍予、沈从文、张煦、洪深、赵少侯、游国恩、孙大雨等,理学院有黄际遇、汤腾汉、曾省、童第周、傅鹰、蒋德寿、王恒守、郭贻诚、王淦昌等,教育学院有黄敬思、程迺颐、马师儒等,工学院有赵涤之、唐凤图、周承佑、余立基等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可谓名师荟萃,群星璀璨。王淦昌教授1934年3月来校任教,他后来如是评价彼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 , 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

      制定《学则》,选优淘劣。为了促使学生勤奋学习 , 造就优秀人才 , 实现“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杨振声履新伊始,就主持制定了《国立青岛大学学则》,并在1932年4月第43次校务会议上予以修正。《学则》推行学分淘汰制,第四十三条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这一规定比当时国内许多大学都要严格,因而出现极高的淘汰率。因这项规定过分严格,曾引起学生不满,赵太侔长校后作了修改,规定:“学生全年所修学程有二分之一或必修学程三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全年所修学程有三分之一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留级一年 , 但不得留级二次 ( 半年学程以每两种作一种计,各系必选学程以必修论 )。”仍然是极为严格的学业管理规定。因此,学校的学生名录中时有高年级学生夹在低年级学生中,多是因为成绩不合格被留级者。

      严格考试,杜绝舞弊。《学则》中规定了学校的考试分为三种:临时试验,教师可随时举行;学期试验,在学期终举行;毕业试验,在修业期满时举行。毕业试验,也就是四年级学生最后一学期的学期试验,试验至少须在四种以上,并须有两种以上包含全学年之学程。学生要正常毕业,除了修满学校规定学程、学分外,还需要党义、体育、军事训练及格,毕业论文审查及格。毕业试验考场设在学校大礼堂,由学校毕业试验委员会负责。毕业试验委员会由教育部指派校内教授及校外专家学者组成,校长为委员长。1934年的毕业试验委员会 , 除本校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之外,还邀请了严济慈、胡先骕、何思源等参加。为了保证大小考试公平,无舞弊行为发生,学校制定的考试制度特别严格。1931年入读国文系的弓英德回忆:“考试都是在大礼堂集中举行,而且考生前后左右不会有同班同学。入场时,入口有专人负责检查。每堂考试,教务长杜光埙都会坐在考场讲台上,居高临下,监视全场。考生的座位都有编号,哪个有作弊嫌疑,他会先叫出座号予以警告;如果哪个考生真的作弊被他看到,就在身后的黑板上写出这个人的座号、所考科目,然后通知任课教师,记为零分,所以考生很少有敢考试舞弊的。从考试第一天一直到考完,每一场考试他都不会缺席。”黄际遇 1933年7月8日的《万年山中日记》也有类似记载:“本星期每日辰刻即入场监考,考规极严,不少假借,绝类当年小试,忆并时大学无如此严格者。此教务长杜毅伯之力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于学校对学生学业管理极为严格,又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学生平日里无暇他顾,无不兢兢业业,孜孜焉惟进修是急。

      1935年夏,洪深教授在上海接受《晶报》采访,讲述了学校教师勤勉敬业、学生努力学习的情景:“……天甫漏曙,图书馆中已有人满之患。夜分月暗,化学实验室内犹有人持罇倾瓶分析试验。助教一人,虽倦极欲眠,仍坐守指导一切。……以视海上学生之往来跳舞场电影院者,不可同日语矣。学生生活之最苦者,每月仅出膳费五元或三元。三元者,每餐大馒首两枚、酱油汤一盂而已。与南方诸生相较,又奚啻天壤哉。”

      正是这种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的共同作用,加上当时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学校鲜明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得以养成,进而对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此种背景下,学校建校不久就迎来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这绝非偶然,应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文章作者:金松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大学报》第2176期(202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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