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中玉这个名字，许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一代代均是读着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成长起来的。这个见证过一个世纪波澜壮阔历史的老人，在时代激流里上下求索，忧患深深。他一生未出校门，以教学和文学研究为业。著作等身的徐先生时常回忆自己在国立山东大学读书和工作的岁月———我永远记得青年时代的思想人生转变是从山大开始的，我的文学研究也是从此起步。
1915年出生的徐先生是江苏江阴人。年少时因家里困难，他便考取了“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的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1934年考取了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中文系。三年中，聆听了大师或名师授课，如游国恩先生的《名著选读》、台静农先生的《诗经研究》、老舍先生的《小说作法》等。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听过老舍先生两门课：《欧洲通史》和《小说作法》。老舍先生上课很活跃，除教必要的教材外，就多讲他自己的所见和感受。他讲小说更具体生动，讲他的好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大学时代我开始爱好文学写作就是受老舍先生的指点和鼓励。
大一时为了筹措大二的学费，高中读书时就爱好写作的徐中玉尝试着“写些文字赚点稿费”，开始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等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大二时，由于他常给天津的《益世报》投稿，报社主编希望通过他获得山大教授们的稿子，就每期辟出一块版面，让他编辑小品文。徐中玉希望另起一个名称，就去找老舍请教，老舍说既然《益世报》要搞小品文，就叫益世小品吧。老舍、洪深、王统照、吴伯箫都为益世小品写过稿子。
从习作小说转向文学研究而且重在古代文论，则是受叶石荪先生的启迪。读三年级时，徐中玉听了叶先生开的《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叶先生留学欧美，专攻心理学，课上却经常引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材料。他反复强调，古代文论是一个宝库，欧阳修、苏轼、严羽、王国维等文学家的观点和评论充满着真知灼见，非常宝贵，中文系学生应该负起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的责任。在叶先生的指导下，徐中玉逐渐对古代文论，包括《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宋代以后的诗话、词话产生了兴趣，自此开始走上了文学研究之路。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中玉随学校内迁，转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后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他接受母校之聘，回到阔别近十年的校园。
刚刚恢复的中文系，只有一个年级，徐中玉教大一国文。此外还担任训导处“课外活动组”主任，负责学生出刊物、组团体、举行集会等工作。当时山大正值革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他为济南的《山东新报》编《文学周刊》，为青岛的《民言报》编《每周文学》，发表王统照、骆宾基、钟敬文等师友的文章，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后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视作“奸匪”嫌疑，并密报国民党教育部将其解聘。“曾想一生在青岛工作生活”的徐中玉被迫离开了青岛，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
经历了民族忧患深重的时代，又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浸淫，徐先生“忧患意识始终激荡不已”。曾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第一”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高校重设大学语文课的首倡者，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累计发行1700余万册，使用的高校达千所以上；先后出版过十多种专著，主编过五种大学教材、十种期刊。他的大部分文章都贯穿着忧患意识，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以“忧患”为己任的学者。
在治学和育人上，徐先生主张“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力求“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在他眼里，能用的才是真学术。“文须有益于天下”。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这是徐先生说过的话，也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这个经历过一个世纪历史变幻的老人，在去年百岁生日之时，拿出一百万元积蓄捐给华东师大，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而自己仍住在未装修的老公房里，脚上穿着打了补丁的保暖鞋。他的床头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他说，道德文章，先道德后文章。学人评曰：先生道德文章，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文章作者：孙丽君
文章来源：第187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4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