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文学史”之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与“楚辞”之研究有开宗立派之说的游国恩先生，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从北大毕业就站上讲台，其中民国时期有五年是站在海大园的讲台上。
1931年8月，33岁的游国恩应闻一多先生邀请，来国立青岛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一降文、古代文艺故事等。
据臧克家回忆：30年代初，我是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游先生教我们楚辞。
他是著名的楚辞专家，毫无教授架子，对学生非常和善。他教课非常认真，谆谆善诱。我的毕业论文《井田考》就是在游先生指导下完成的。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是游先生常常用来教育学生的话。他认为，做学问必须打好基础，首先要博，也就是博闻多识，知识要渊博扎实。他提出，要搞寿世之作，不要写酬世之文。其弟子吴小如教授深有体会：游先生治学的方法和途径，“首先是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
在青岛五年间，除了教学，游先生继续潜心于《楚辞》的研究。除写成一些专题论文，后汇成《读骚论微初集》外，还开始了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巨大工程。先编就《离骚》、《天问》两卷30余万言，汇集各家注释，逐条附加表明自己观点的按语，油印成册，发给学生参考，并准备日后加以补充修订。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 《司马相如评传》（1933年），《先秦文学》（1934）等论著。
当年游国恩凭借一册《楚辞概论》轰动全国时，年方27岁。那年是1926年，他还是一名北大学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把《楚辞概论》列为主要参考书之一；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一文的正文与注释中多次提到《楚辞概论》，除同意游国恩的一些看法外，还称游国恩对“离骚”的解释为“一大发明”；陆侃如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称它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 后世公认游国恩为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毕生研究楚辞的重要成果，编纂时正值日寇对华侵略，华北局势危急之时。他忧心国事，急欲借讲注《楚辞》唤醒民心，奋起救国。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亲眼看到，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编》的出版。
游国恩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实则他的治学方面极广，上从先秦诸子下至近代诗文，几乎没有他未曾涉足的领域。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沾溉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延用40余年，发行数百万册。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游国恩与闻一多的深厚友谊———因为楚辞，也因为青岛。在游国恩的人生中，多次得到闻一多的帮助，而研究楚辞，游国恩还算是闻一多的“前辈”。1929年，闻一多读了游国恩的《楚辞概论》，评价极高，遂推荐其去武大任教，当时两人并不相识。后来，闻一多写了《楚辞校补》，在引言中提到：“泽承（游国恩的字）最先启发我读《楚辞》。”
在青岛，闻、游两家合住在校内的第八校舍，即现在赫赫有名的“一多楼”。 闻一多住楼上，游国恩住楼下。两人经常讨论学问至夜深。同一年出生的两位楚辞研究大家，十多年间曾三度共事（武汉大学、国立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在一起时互相讨论学问，分开后常有书信往来，互寄文稿。至今《闻一多全集》仍然保存了闻一多致游国恩的论学书信。
1936年，游国恩离开青岛南下，就任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临别时同学们送他一个刻有“教导有方”四字的银盾，并集体到火车站送行，直到凝视着先生的身影渐行渐远。
78年后，我们仰望海大园90年的历史星空，凝视着游国恩先生一心向学、坚定前行的身影和足迹，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在心头涌动。阅读先生的传世佳作，别有一种学术的尊严气度，让后世读者领略了一代宗师的博雅精深。
文章作者：孙丽君
文章来源：第186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4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