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方宗熙（后排右）与胡愈之夫妇（前排）、叶圣陶（后排中）、陈此生（后排左）在北京
原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副院长、海洋生物系主任方宗熙在细胞遗传学、数量遗传学与遗传育种学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我国海洋生物遗传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奠基人”。
方宗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教科书编写者。20世纪50年代，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工作两年，主持编写中学生物教科书。这段经历，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日记中可见一斑。
1950年冬，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宗熙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12月1日，人教社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出版社，专司研究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毛主席亲笔题写社名，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高度重视。
1951年2月，出版总署制订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要求，“人教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
同月，应署长胡愈之邀请，方宗熙到出版总署任编审。两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在南洋相识，彼时，方宗熙教课之余经常为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投稿。等到后来他求学英伦还常为《风下》撰稿，其人品和文采深受胡愈之称道。
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各科教材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
教科书编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符合培养一代新人的要求，体现出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艺术的再创造。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编辑行业人才缺乏，人教社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的人手更是不足。
叶圣陶求贤若渴。很快，方宗熙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准受到他的关注。
叶圣陶在1951年5月3日日记中写道：“方宗熙君校订世英之自然地理，指出错误数处，为之重写，皆甚切要。……以往通过书稿太随便，今后宜取严格。然如何得人审阅，实为最难解决。方君毕业于英国，得博士，系愈之避地南洋时之友人；近来总署，以后将请其转入教育社，主持生物一组。我社向无生物组，今从自然组分出，所余者改名数理化组。”
5月，方宗熙调人教社生物组（后改称生物编辑室）任组长。叶圣陶同月22日的日记记道：“……与自然组诸君会谈，告以析自然组为二，一为数理化组，陈同新为组长，一为生物组，方宗熙为组长。”
在人教社，方宗熙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编写中学生物教科书。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他经常跟我父亲商讨课本的编写方案，一同修改稿子，因而成了我家的常客。编写教科书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他干得非常认真，并不认为屈才。”
方宗熙所编的生物教科书均由叶圣陶审定。叶圣陶日记里也有记载：1951年9月18日“下午修改昨日所议之方案数件。看方宗熙所撰植物稿若干页，为之修润”；10月26日“晨间与方宗熙等共商自然课本中关于发酵与腐败一段之修改”。
这些生物教科书均依据中央教育部1951年颁布的《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含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以苏联生物教材为蓝本，取材于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译的中学课本编写而成。
但方宗熙没有一味照搬苏联教材内容，他结合我国实际对所编教科书内容作了“增损”，受到叶圣陶赞扬。叶在1951年11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修改方宗熙重撰之初中植物学原稿。方君仍据苏联本之体系而加以增损，增者我国之材料，尤注意于我国之特产及我国植物资源之丰富，损者为苏联所重而在我国无足轻重者。方君已撰成生理卫生稿，又修订苏联《达尔文学说基础》之译稿，并将加以改编。继之并将重编动物学教本。渠谓苏联生物部门之各科彼此配合，组织至密，最合科学体统，故欲一手为之，期有利于学生。此种精神大是赞扬也。”
1952年3月2日至5日，叶圣陶连续4天修改方宗熙编写的《达尔文主义基础》。“3月2日上午，开始修改方宗熙所编高中用《达尔文主义基础》之原稿，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一看，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弱……”“3月3日续改方君稿，夜间亦续为之。”“3月4日下午仍改方君稿，迄于夜九点。”“3月5日竟日改方君稿。……夜九点，改方君《达尔文主义基础》稿上册毕。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
1952年春夏，由方宗熙编写的生物教科书由人教社出版，且入选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发布的春秋两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成为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生物教科书。具体包括：《植物学》（初一年级学生用）、《动物学》（初二年级学生用）、《生理卫生学》（初三年级学生用）和《达尔文主义基础》（高一年级学生用），均分为上下两册。
这套教科书尽管受苏联生物教科书影响较大，但“认真贯彻了教育部和三个中学生物课程标准所确定的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重视生物学基础知识，教材中有关动植物的结构、功能、种类等基础知识讲得比较系统、全面、详细。重视结合讲述生物学基础知识，联系中国的农业生产实际，学生的生活和卫生保健实际。重视结合有关教学内容，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生物卷》一书如是评述。
1952年，中央教育部又以苏联中学生物教学大纲为蓝本，制订颁布了《中学生物教学大纲(草案)》(包括植物学、动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
方宗熙等据此对第一套全国通用生物教科书在1952年原版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订，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学》上下册均合为全一册，分别供初中一二三年级学生使用，其中，《生理卫生学》改称《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亦合并为全一册，供高中二年级学生使用。同时，他还与人合编了高中《人体解剖生理学》教科书，供高一年级学生使用。这一时期，他还参照苏联小学自然课本主持编写了我国高级小学课本《自然》上下册。
修订后的生物教科书均于1953年由人教社出版，成为第二套全国通用生物教科书。对这套生物教科书的审定过程，叶圣陶在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
“（1952年）9月9日上午续看生理卫生稿，至九点半，全稿看毕。……下午，……方宗熙来，言余所提意见大多得其要，颇感兴奋。又言外间观其各种初稿者，皆言能为生物教本开一新境界。生理卫生稿中介绍巴甫洛夫学说，为国内著译中最明白畅达之本。余言是固然矣，而欲以示中等学生，尚须更求精确易晓。……”
“9月18日上午看毕动物学稿。全稿一百五十页，共看六个半天。方君之稿甚好，言动物进化，井井有条，余深感满意。下午到社，续看自然地理稿，毕其第一章。此稿修改较多，故看得较慢。”
“12月6日看方君等所撰小学自然稿十余页。系根据苏联之小学课本，一部分以水为中心，一部分以矿藏为中心，叙述方法甚佳，循序渐进，浅显易晓。余告方君等此稿给小学生读，尤宜注重语言，不可留有文字上之障碍。”
对第二套生物教科书，教育部1957年8月颁发的《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科教科书的精简办法》如是写道：“这样新编的教科书，一般反映比1953年以前使用的教科书好，有进步，基本上适合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培养青少年一代的需要。优点是：一般地注意了各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教科书的思想性；一般都有教学大纲，多半都有教学参考书，对教师教学有一定帮助。”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大学就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建立起重点学科，明确了办学方向，确立了“文史见长、发展生物和开拓海洋”的发展战略，动物系和植物系更是聚集了童第周、曾呈奎等为代表的一批顶尖科学家。
这对一直想从事生物科研教学的方宗熙产生强烈吸引，让他有了去山东大学任教的想法。“胡愈之来，邀方宗熙共谈，劝渠勿作赴山东大学之打算，以留居北京为宜。方在生物学方面造诣颇深，而国内治生物者颇少真切之专家。教部今后将谋改革课程，方留京可以相助策划也。”叶圣陶在1952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
这次谈话过后，生物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依旧有条不紊进行。方宗熙继续编，叶圣陶继续审。
时间到了1953年春，方宗熙负责修订的教科书或已付梓或进入出版最后环节，工作接近尾声。这时，山东大学副校长童第周又盛情邀请他加盟山大。
方宗熙去山大的愿望更趋强烈，叶圣陶最终不得不忍痛割爱。他在这年3月27日的日记中记道：“……下午，与方宗熙叙谈。方决定往山东大学任教，将于下月往青岛。……既而（副社长）张萃中来，絮絮谈如何加强人力之事。余实无法可想。”
对于“无法可想”的原因是否与方宗熙即将离社有关，叶圣陶没在日记里言明。倒是叶至善后来对此有回忆：“一九五三年春，宗熙先生受山东大学聘请去当教授。我父亲……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我父亲不免有点儿怅惘；另一方面．我父亲是注重实践的，当教授可以直接培养人才，还有做科学研究的条件，因而又代他庆幸。后来他被调到山东海洋学院，在海带育种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我父亲知道了高兴非凡，每回见着他总要问他又有了什么新的进展。”
1953年4月，方宗熙调离人教社，受聘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这年暑期，他还根据教师们提的意见，回人教社把他编的教科书修改了一遍。叶至善说，调离人教社的人员这样做的，他只听说过方宗熙一位。
是年7月，山东大学遵照高等教育部指示，将动物系与植物系合并为生物系，并以海洋生物为发展重点。方宗熙任生物系教授。及至山东大学主体西迁济南、山东海洋学院成立后，他留在青岛历任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生物系主任、副院长等。
在人教社两年，除了编写教科书，方宗熙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科普著作《古猿怎样变成人》（后经 4次修订），与人合译了《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夫人江乃萼称他是一个“抓住时间的人”：“如果不夜以继日，是写不出那么多书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两年里，他没有去过颐和园、故宫、北海、天坛，观赏北京雄伟壮丽的名胜古迹！”
在人教社两年，方宗熙与叶圣陶也结下了“深厚的是师生又是朋友的情谊”。
方宗熙后来接受《人民教育》杂志记者采访时曾提及这段经历：书稿写出以后,叶老总是亲自审阅,并且一字一句地修改。有时还要把我找去,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叶老是我的文字老师,我受他的教益匪浅。
方宗熙任职人教社第二年的5月4日，长女方菁在北京出生。叶圣陶闻讯很是高兴，并应邀为婴儿取名“方五四”。后来方菁上学后自己改为现在的名字。方菁回忆，离开北京后，有次叶圣陶到青岛开会还专门来家里做客，看望他们。“文革”结束，父亲身兼数职，经常去北京开会，只要到北京，总要抽空去探望叶圣陶。
在山东大学和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上，对曾在人教社编写生物教科书这段经历很少对子女、学生和同事提及。方菁回忆，父亲平常在家总是沉默寡言，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就连父母当时刚回国时住在北京归国留学生招待所、在人教社工作时曾在一个办公室而且是对桌等片段，也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
原青岛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海洋生命学院院长张学成大学时期曾师从方宗熙，他回忆：“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读的中学，记得用的《人体解剖生理学》课本封面印着方先生的名字。没想到后来成了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先生在人教社编写中学生物教科书这段经历绝少对我们提。”
在山东大学和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利用教学科研之余编写了7部大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普通遗传学》从1979年至1984年连续修订再版5次，并于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7月，方宗熙在青岛逝世。学校的悼词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回国后，他先后在出版总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并先后出版了《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等教材，使我国中学生用上了自己编写的生物课本。”
文章作者：金松
文章来源：第2157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1年12月24日）
方宗熙在人教社编写的部分中学生物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