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史上，1929年6月蔡元培建议将筹备中的国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是蔡元培与海大园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节点。实际上，蔡元培与私立青岛大学的创办者高恩洪在北洋政府内就有过命运的交集，只是这些交集隐现在混乱的军阀统治时代，不易发现，但追溯他们之间的渊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这座校园九十年的风雨路程中，那些影响过时代和受时代影响的人和事之种种，使人更接近历史存在的真实。
在清末民初的公共舞台上，高恩洪多以政府官员身份出现，特别是在直系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政治舞台上，打着吴佩孚亲信的烙印，他的命运因吴而沉浮。在漫长而灰色的政治生涯中，创办私立青岛大学使他的一生闪现出了思想的熠熠光辉。
高恩洪是山东蓬莱人，出生于1875年，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风雨飘摇的晚清进入上海新式学堂学习电气测量技术，又赴英国留学，从津普大学毕业后，在英国皇家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后任清政府驻英使馆翻译。1905年归国后先后在邮传部、交通部、铁路局、电报局工作，在1920年成为北洋政府交通部咨议。1922年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短期兼任教育总长，1924年4月来到青岛督办胶澳商埠，5月筹备私立青岛大学，9月开学。关于高恩洪的资料不多，看这个简短的介绍，一时不免疑惑：执掌一所大学时已是知天命之年，高恩洪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大学治理理念或者经验———像蔡元培年及五十而长北大，是将蓄积了数十年对于政治、社会、教育思考的巨大能量喷涌而出开创出来一种新风气。
高恩洪和蔡元培的交集也正在这看似风马牛之中。作为吴佩孚的同乡，高恩洪与另外一个蓬莱人孙丹林，一起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人物”吴佩孚的亲信，在直系主宰的北洋政府不知有曹锟更无视黎元洪的存在。直系在直皖、直奉战争中都获胜后，为确立政权的法统，迎了黎元洪复职总统。高恩洪作为北京国务院的代表到天津迎接黎，在历史学家郭廷以编撰的《中华民国史志》中特别注出：高为吴的私人。“私”到什么程度？黎元洪复职后，在阁员安排中对曹锟和吴佩孚亦有回报，吴的亲信之一孙丹林就被任为公府秘书长兼内务次长，后成为内务总长。吴佩孚在直奉战争结束后到天津，高恩洪去迎接，吴佩孚许诺给高交通总长的位子。不料，黎元洪已将此位子安排给曹锟的亲信高凌霨，吴当即向曹表示希望高凌霨让出，高恩洪就此成为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在颜惠庆内阁中，因任命的教育总长黄炎培不就，高恩洪就兼任了教育总长。在教育部就职典礼演说中，高恩洪讲了一句“我是吴帅所派”，令同仁大哗，却也说明了他对吴亲信这个身份的自矜。一个多月后，在孙丹林劝说下高恩洪辞去教育总长兼职，由蔡元培推荐的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接任。在接下来的内阁改组中，高恩洪仍就交通总长职。而蔡元培领衔签名的“好人政府”主张参与者有三位与高恩洪一同入阁：王宠惠任内阁总理，罗文干任财政部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好人政府”的主张是北京的知识精英在希望尽快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实现政权统一的愿望驱动下，发出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声音。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们已看到吴佩孚稳操胜算，希望吴能够促进南北统一，组织一个“好人”参加的政府。并通过李大钊担任吴佩孚秘书的同学，与吴有了深入接触。在北大给蔡元培做秘书的汪崇屏在回忆录中就讲了自己曾是蔡吴联络人一事。“好人政府”得以成立与蔡吴的接触不无关系。这届政府几乎是清一色的亲吴派，特别是交通总长高恩洪还承担着为吴筹措军费的重要任务。
然而北洋政府的财政极度紧张，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向列强借款，但借款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即使如此，一时也难以实现。军饷不能按时发放常引起兵变，政府职员为索薪常围攻政府，教育经费更是常常被挪用。蒋梦麟在《新潮·西潮》中写道：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从1921年初开始，北京地区因经费问题而引起的教育风潮迭起。交通部作出每月协款22万元的阁议，但常常不能兑现。后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发起索薪运动，冲突比较严重的一次是1921年6月3日，在总统府武装宪警对索薪教员实施了暴力，许多人受伤，组织者之一北大的马叙伦教授头部受伤较重，李大钊也受了伤。到1922年8月，交通部允诺的经费迟迟不到位，八校再次发起索薪运动。这一次，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走在了前面，与交通总长高恩洪发生冲突。蔡元培宣告辞职，高亦递上辞呈。这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交通总长高恩洪的第一次直接的政治交集，以双方的无奈和无力结束。
在内阁中，王宠惠、罗文干也和高恩洪一道承担着为吴佩孚筹款的任务。因财政紧张而导致的军费分配不均，因派系斗争而导致的严重矛盾，爆发在和奥国签署了一项借款合同后，罗文干将借款的六分之五交王宠惠签署后，直接通过孙丹林、高恩洪给了吴佩孚，被曹锟系的人控告至法庭，是为“罗文干案”。吴系由此受到重创，“好人政府”倒台。而身为教育总长的彭允彝在罗被判无罪后，为邀宠众议院，动议罗案再议，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引发了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干预司法，辞职出京，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大。高恩洪虽仍任交通总长，但因吴系在内阁的势微，很难发挥强力作用了。罗案是蔡元培与高恩洪在政治层面发生交集的一个重要体现：因吴佩孚而共进退。
1924年4月就任胶澳商埠督办的高恩洪，实际上仍然承担着为吴佩孚筹措军费的任务，在青岛作了一系列进步改革的同时，也因筹措军费而有过伤害地方经济的举动。不过高恩洪在青岛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成绩：创办私立青岛大学。在热心教育的青岛富商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筹建委员会，开办费由高恩洪和青岛其他富商捐助，办学经费则由胶澳商埠督办行署每月拨款一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六千元，青岛士绅富商每月捐赠四千元作为学校日常支出。成立了除高之外全部以个人身份出任董事的11人校董会。（有资料记载，高恩洪一到青岛就有热心办教育的富商刘子山来游说，最初开办经费就由高、刘出资。也有资料显示，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也有意办教育，但不屑与卖烟土发家的刘子山为伍，接受了青岛四海实业大股东赵振中的建议，游说高恩洪婉拒了刘子山和其聘请的私立青岛学校校长孙广钦的加入，由商会和四海实业赞助经费，联合美国驻青领事馆、美孚青岛公司帮忙联系师资、做教学计划。高恩洪捐款一万元，隋石卿以商会名义捐款二万元，宋雨亭捐款一万元，赵振中也捐款五千元作为筹备经费。无论是哪一说，都足以说明，私立青岛大学的经费是独立的。）1924年9月20日私立青岛大学开学，高恩洪发表训词说，诸生为新来之学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之长才是则。这可以看作是私立青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校董会根据《大学令》确定了私立青岛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的办学理念。训话和办学理念体现了高恩洪对大学精神的追求：承担责任，追求学术。据于1924-1925年在私立青岛大学求学、建国后曾任最高检察院厅长职务的张沈川回忆，高恩洪之所以坚持将学校是私立性质，是为了使学生不卷入“政治漩涡”。学校旁边的一座山头，也因他号定安，而取名“定安山”。这个回忆也证明了高的办学思想。
私立青大五年办学中，高恩洪做校长的时间不足两月，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给后来的大学发展留存下一个影响深远的精神范式，一如蔡元培改造的北大。不过高恩洪的私立青岛大学很难说没有受到过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
从其办学理念来看，“教授高深学术”，不能不让人想起1917年蔡元培为改革北大而发出的声音：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
校董会聘请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为名誉理事，聘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颜惠庆、顾维钧、罗家伦等二十四人为名誉董事———全是教育、思想、政治界的第一等人物———通过这个名单，可以明确地感受到高恩洪办学的目标意在一流，他要借助自己的政治资源为这座大学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庇佑追求学问的精神永续。这也使人想起蔡元培也是借助自己巨大的政治、教育界资源迅速打开了北大改革的局面，奠定了北大近代思想文化教主的地位。
从经费来源和校董组成看，高恩洪所坚持的教育独立，未尝不是受到在做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时的经验启发。因政府财政困难导致的经费短缺，几致教育濒临破产，在北京几年所目睹的教育界情状，和教育界直接冲突的场景一定在他心里有着深刻印象。在经费短缺困境中，北京教育界也在探寻教育独立发展的途径：教育隶属于政府，使富于声望的教育家和银行家虽欲尽力辅助，却不便越俎代庖，若能将教育事宜归于董事会管理，则教育的发展就无障碍，这种观点几成共识。早在1922年3月，蔡元培就写下了著名的《教育独立议》，明确主张教育独立，一要经费独立，二要行政独立，三要思想独立，四要内容独立，五要独立于宗教。1923年6月，已经离开北大的蔡元培，在回应北大师生呼吁其回校的 《致北大教职员函》中，表达了“对于北大和其他国立各校的根本救济，在于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交由董事会经营”的意见。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议函》中，更是明确提出“在此危险之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的呼吁，以维护高等教育的尊严。
要创办大学的高恩洪，应该不会无视曾经激越的“教育独立”呼声———毕竟，他也接受了较好的现代西方教育。把在私立青岛大学坚持董事会经营的理念，看作是高恩洪对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的一个实践，一个回应，应该是成立的。尽管，由于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溃败，高恩洪被原皖系的山东督办郑士琦逮捕至济南，从此离开了青岛。私立青岛大学是高恩洪刚刚规划却来不及实现的一个大学教育理想，在军阀混战的时代大背景下，这多少有些苍凉和悲怆。
1929年7月上旬，蔡元培来到青岛，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参加第二次筹委会。一个月前，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青岛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接收原省立山大和私立青大校产，以私立青大为校址。此时这位中央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掌政教两界话语权。而前校长高恩洪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退出政学界，（上海）专注于经商。或许，此时此地蔡元培会想起这位曾经炙热一时的内阁大员——他们再次以“青岛”“大学”为纽带产生了交接。
文章来源：第184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4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