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以办好学校、培育人才、实现教育救国为己志的赵太侔，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关系最为深切。1932-1936年、1946-1949年，他先后两度执掌国立山东大学，加在一起整整8年。从30年代“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到40年代发展、辉煌时期,赵太侔为我们描摹了一粒种子到一片森林的沧桑砥砺及春华秋实。
1932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并正式任命原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出任校长之后，办学治校特色鲜明。他在院系设置上突破旧有的模式，把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把工学院与理学院一起办，把农学院设在济南，根据山东省的农业实际加以研究，实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这种创新性做法得到蔡元培先生的称许。
据传，赵太侔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门学科的优秀人才，在掌握“情报”后，他亲自出面聘请，或者托人代请。赵太侔坚信，办好大学，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至关重要。他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的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壮大教师阵容。梁实秋、黄敬思、丁山、老舍、洪深、萧涤非、张煦、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任之恭、王恒守……他们构成了国立山东大学独特的文化风景。一些灿若星辰的大家也站到了学校的讲台上。据记载，闻一多的《奇迹》、沈从文的《边城》、洪深的《劫后桃花》、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王统照的《山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创作均与此时的国立山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赵太侔主张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组成了以校长为主席，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校务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问题都提交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保证了学校在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此外，赵太侔还设立了包括科学研究、教师聘请、毕业考试、校舍建设等专门委员会。
培养严谨勤奋、基础扎实、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是赵太侔力倡的。他把学风看作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学校设立毕业试验委员会，教授们要看该学生5年总的积分和考试成绩，然后共同确定可否准予毕业。这一举措，使学生只有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富有创造性，才能顺利走出大学校门。
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国立山大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校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的训令，使国立山大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良好声誉。
1936年，由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赵太侔受到当局的指责、地方的刁难。同时，背负政府拒绝拨给资金经费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于当年8月辞职，结束了他在国立山大4年零5个月的第一个任职期。一年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立山大也在颠沛流离中停办。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2月，国立山东大学被批准复校，赵太侔在时隔10年之后再次被任命为校长。停办长达8年之久的国立山大，可谓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为重振学校雄风，赵太侔不辞劳苦地奔波，收回校舍、广揽人才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恢复并拓展了办学规模和设置，成立了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共十六个学系，并特别重视海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太侔一手促成了国立山大水产系。他函请朱树屏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组，使当时全国唯一的四年制本科水产系初具规模，培育出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
1949年4月，青岛解放前夕，赵太侔拒绝执行国民党当局南撤命令，机智地躲进医院。青岛解放，他把一个完整的国立山大交到人民手中。建国后赵太侔任国立山大外文系教授。1958年，国立山大迁往济南后，他提出留在青岛继续从事外语教学，任山东海洋学院校务委员。
为国立山东大学作出累累建树的赵太侔，在“文革”中受到迫害，1968年春，他伟岸的背影消失在青岛栈桥前海的波涛汹涌中。1979年10月，山东海洋学院举行追悼大会，为赵太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几度风雨几度沧桑。追忆海大岁月，我们依然看到赵太侔三字在校史上的光芒闪耀。
文章来源：第184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4年4月3日）
